托洛茨基

先引用一段曼德尔论述俄罗斯当前主流思想如何歪曲托洛茨基的，以便更好理解此剧：

“历史的讽刺在于，人们在今天指责托洛茨基，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反革命，而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极左的‘革命狂’；人们之所以指责他，不是因为他曾是列宁的敌手，而是因为他在1917年之后，曾是列宁的冤家对头和‘启发者’。作为十月革命‘血腥’的化身（一个犹太教徒且受到欧洲文化熏陶的世界主义者），托洛茨基是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偶尔公开与新斯大林主义者结盟的新黑帮分子的主要目标。在所有十月革命‘民主的’反对者们看来，托洛茨基（‘工人阶级历史任务’的‘教条乌托邦’是）一位自1918年以来在俄国历史上‘离经叛道’的伟大领袖。”（曼德尔著，颜岩译：《托洛茨基的经济观点与今日的苏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社会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页。）

若是对俄国革命，对任何社会主义革命抱有深刻敌意的，那欢迎看此剧，此剧可以提供充分的意淫材料。

但若想了解一点俄国革命史，则此剧甚无价值。甚而对于艺术，当它失去最基本的良心与真实，而只是统治者的工具时，价值又何在呢？

首先，此剧塑造的托洛茨基的形象与历史上托洛茨基本人相距甚远。此剧将托洛茨基塑造为一个几乎不讲人性的很有能力的暴君，一个会动辙发起屠杀的人，而那位斯大林主义者弗兰克-杰克逊反而是颇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人。但托洛茨基事实上颇有人道情怀，也很重视社会成员文化素养提高的问题，相关文字可见《日常生活问题》一书，及托洛茨基的一些信件。剧里将托洛茨基在西欧时说成是帕尔乌斯一手塑造其从乡巴佬转为表面看起来文明的人，但托洛茨基从小在德国人开的学校上学，本来就很“洋气”。托洛茨基与父亲的关系，对父亲的看法也不是剧中所表现的那样，相反托洛茨基对自己的父亲颇多温情，新经济政策后还让父亲在首都工作。他也不是一个为了革命完全不顾子女性命的人，他为了自己的外孙能幸存下来，不许周围的人与他的外孙谈论政治。他的次子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并不影响与他的关系。

其次，对列宁各种歪曲，把列宁视为一个能力不足的暴君，一个只会耍弄权谋的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鲁塞尔会议的内容变成了托洛茨基个人大放异采的时候，但其实会上是有激烈的路线争论的，这些都被电视剧以权力斗争为名掩盖掉了。

第三，对十月革命历程的歪曲。当时托洛茨基与列宁在起义上有分歧，但主要分歧在于，托洛茨基主张在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后起义，这样起义更有合法性，可减少外界用“政变”来对起义进行指责，而列宁主张可由布党中央与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起义，可在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前起义，因起义是军事行动，讲求时机。事后起义时间其实是依照列宁的时间来的，而非什么列宁主张27号。而且当时斯莫尔尼宫（起义指挥部所在）在俄历10月24日夜一片繁忙，托洛茨基也不是一人一间屋子那样待着的。此外，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在当时是反对起义的，甚至向非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泄露起义消息，而非剧中那样被迫参与起义。在起义时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中还充满争论，毕竟当时是多个政党并存的，也不是列宁、托洛茨基讲什么下面就全是欢迎之声，相反有很多激烈的争论。

第四，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关系进行歪曲。托洛茨基刚刚逃出俄国在西欧流亡时，与列宁相处甚欢，直到社民工党大会前后二人才发生激烈分歧，但在十月革命时二人是通力合作的关系，在十月革命后二人虽有些争论，但在多数问题上二人持相同立场，而非剧中表现的那样列宁各种阴谋算计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各种胁迫列宁。

第四，马尔金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酒鬼、流氓式人物，但其实马尔金内向且自律，文化水平也并不低，且对处理部分外交事务。十月革命后为反对酗酒之风，他积极参与了捣毁酒窑的行动。且马尔金是壮烈牺牲的，而非被托洛茨基有意陷害而死。剧中这样设计马尔金，不过是为了呈现十月革命参与者多是“暴民”的形象。

第五，对托洛茨基第二任妻子娜塔利娅的塑造也是歪曲，其实娜塔利娅也是布尔什维克及后来左翼反对派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在欧洲留学时其思想就非常左倾。

第六，喀朗施塔得暴动发生于1921年，而非剧中所展现的发生于1918年。

历史剧不是不能对真相有所变动，但完全往反方向改变，那就不叫严肃的历史剧了，只叫歪曲历史。

目前只找到了第一集字幕也只看了第一集。除了一些小改动基本遵循了信史。编剧采用了多时间线，时不时的回到托爷年轻时的“峥嵘岁月”。其中托爷和其情妇“践行”伟大革命友谊时的一场戏以及后面那段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可以说非常有爆发力非常抓人眼球。人物更是金句不断如：恐惧是所有政权的基础等等（现在未必）你会看到一个理想主义文青（怎么又是文青）托爷，皮笑肉不笑的列秃，以及狂野帅气的慈父。总之你会看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真理部”修饰过后的圣人。东正教式的罪与罚总是在不经意间戳你一下。同样是主旋律再看看我朝真是货比货得扔呐。

托洛茨基正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1924年的新经济政策，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经济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几乎一切领域…… 1921年秋以后，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后又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虽然列宁此前曾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因受蒙蔽而支持了斯大林。 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与之相比较，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和”根本微不足道。 列宁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列宁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格鲁吉亚问题使列宁认识到了党的官僚化和权力被滥用倾向的严重，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还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当了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在信中专门补充了一段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 1923年3月5日，列宁感到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便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1922年3至4月俄共十一大后担任了书记的斯大林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结成了“三驾马车”，很快又扩展为“五人小组”，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论执行了。而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并决心与之一同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的罪名。 在发动了持续数年、一连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运动后，最终于1926年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委员会。并把他发配到阿拉木图，受命运嘲弄，这位被驱逐者乘“伊里奇”号轮船离开了祖国。当他在距莫斯科4000公里之遥的阿拉木图时，一刻也没停止搞他的政治活动。 1928年12月中旬，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名特使专程从莫斯科带了封信给他，要他停止领导反对派的活动，否则将提出改变其居留地的问题。托洛茨基复信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声称要他停止政治活动意味着要他停止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进行斗争，而他，托洛茨基，从事此种斗争已达32年。在他全部生命中那些有意识的岁月里，他从未间断过这种斗争，因而他不愿屈从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最后通牒。 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 一个月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投反对票的是布哈林、雷科夫和托姆斯基。就在苏联政府通过各驻外使馆，仔细研究哪个国家同意接收托洛茨基时，上次来过的那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使又来找他了。 这一次特使向他出示了1929年1月18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会议所作记录的摘要。该摘要说，鉴于托洛茨基从事组织非法政党这一反革命活动，决定将其驱逐出苏联。得悉这一文件后，气得发疯的托洛茨基当即向那位特使写下了如下“收据”: “1929年1月20日向我宣读了1929年1月18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会议通过的，形式上非法实质上犯罪的决议。Л.托洛茨基。” 这位前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狂怒地大喊大叫，说根本不能违反他的意愿把他驱逐出境，这是一个未经法庭批准的决定，完全是违法的。列夫·达维多维奇大概是一时气糊涂了;1922年他本人就曾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赞成授权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将参与反苏活动的分子驱逐出境。 在托洛茨基大发雷霆12天后，一台押送他的专列终于驶到了库尔斯克州，一个偏僻的林中小站。但他拒绝前往土耳其——这个当时惟一一个愿意收留他的国家。他要求去德国。这下把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弄得不知所措，赶忙同莫斯科进行无休止的磋商。结果，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把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儿子谢尔盖，从莫斯科弄到这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林中小站来，以便同他告别。 接着便是持续多日的暴风雪。每天早上，火车都拉着一节车厢，到最近的一个大站去搞食品。最后终于接到通知:德国拒绝接收这位被驱逐者，理由是君士坦丁堡决议仍然有效。托洛茨基对此甚为不满，激烈反对，但这已毫无意义，专列只好掉头向南开去。 2月10日，塞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工的专列终于驶达敖德萨。原打算乘“加里宁”号轮船，但它已冻在冰中，无法开动。于是把托洛茨基一行安顿在“伊里奇”号上。 在黑海上航行几天后，托洛茨基来到土耳其，同他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长子列夫，而陪同这一家人的则是四名保镖。四年间，土耳其成了托洛茨基一家的流亡地。1932年，他在那里得到通知:苏联政府剥夺了他的苏联公民权。 这位鼓吹世界革命的“终身漂泊的船长”，为了变换住处，到过许多国家:土耳其、丹麦、挪威……一段时间还在巴黎呆过，后来才迁到墨西哥。他在各地不停地工作，一天也未间断，撰写了大量的书、文章和抨击性小册子(当然，作品中的主人公均是最终战胜对手的勇士)。 斯大林极其仔细地阅读一切，一些经过特别挑选的人，常常为斯大林准备一本最新发表的托洛茨基所写论文的译本。对这位流亡者说来，为自己那些矛头直指斯大林的书和文章进行论战是最可宝贵的，然而他那些留在俄罗斯的亲友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是托洛茨基19岁时，在布特尔监狱里与他举行婚礼的结发妻子，她以前同孙子们住在列宁格勒，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集中营里悲惨地死去。第一次婚姻使托洛茨基得到两个女儿——季娜伊达和尼娜。尼娜还在父亲流放阿拉木图时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季娜伊达则被驱逐出苏联。1933年在德国自杀身亡。姐妹俩的丈夫沃尔科夫和涅维利松都是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后都死在集中营里。沃尔科夫是个教师，涅维利松原来是工程师，后来成为红军政委。 Н.И.谢多娃是托洛茨基的第二任妻子。这第二次婚姻给了他两个儿子——列夫和谢尔盖。谢多娃是商人的女儿，曾经结过婚。她在日内瓦学习自然科学时结识了许多“火星报”派革命者。二十世纪初，这些革命者，包括列夫·托洛茨基，当时就在日内瓦。小儿子谢尔盖是工艺学院的教授。当托洛茨基住在克里姆林宫里时，他离家出走，说他厌恶政治，喜爱体操和杂技，甚至想成为一名杂技演员。后来又钻研机械技术，做了许多实际工作，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发动机的书。他拒绝同父亲一道流亡，这就注定他必遭厄运。1932年1月，《真理报》刊登了一则简讯，题为《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企图毒死工人》。在这之前，他已被流放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刊登了这则消息，他更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最终死在集中营里。他的妻子依然没有逃脱同样的厄运。尽管谢尔盖与他的妻子在他被捕前约一年半已经离婚。 斯大林的报复心无穷无尽!这种报复心态不仅仅在本国疆土上掀起狂澜，还在其他国家里寻找牺牲品。在国内，成千上万的人们，仅仅因为与定名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相识，而被投入集中营和监狱;在巴黎，托洛茨基的长子列夫神秘地死去。据报刊透露，列夫·谢多夫(他取母姓)在被驱逐后成了其父的一名得力助手，这当然会引起斯大林的极端愤恨。 列夫·谢多夫采取了一个粗心大意的决定:他到巴黎米拉勃街上，一家白俄出资开办的诊所做阑尾炎手术。1938年2月16日，他在这家诊所把命丢了。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给他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第二天，医务人员在诊所走廊上遇到他，当时他披着一件衣服，发着高烧，手术切口处有一大片瘀血。于是马上做了第二次手术，但这次手术无济于事，病人还是死了。 托洛茨基立即就儿子的死发表声明。他清楚真正的死因，尽管他警告说:他暂时没有直接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恰恰可以断定列夫·谢多夫的死，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所为。他援引了一些间接的证据，共六件，足可发人深思。 他的妻子比他多活了22年，1962年在法国去世，死后被安葬在墨西哥，同丈夫的骨灰排在一起。不知列夫·达维多维奇是否预感到，儿子之死对他本人说来，是敲响了最后一下丧钟:下一个就该轮到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还在奥斯陆时，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就袭击过托洛茨基的住所。他们企图抢走一些档案材料，也许还想抓走他。在巴黎，有人砸开了一个保险柜，烧毁了70公斤文件。 到达墨西哥后，托洛茨基起初被安置在画家迪耶戈·里维拉家里，后来迁入墨西哥城近郊的姚肯别墅。 姚肯别墅位于维纳街上，别墅的四周围着高高的墙。这是托洛茨基的最后避难所。这里戒备森严，日夜有人守卫。只有一扇厚厚的大门可以进入别墅，而且事先得按电铃。所有进出的人都得经过里里外外的检查，要想人不知鬼不觉地钻进别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1940年5月20日凌晨，约有20人身着军装和警察制服，在一名陆军少校指挥下潜入了别墅。这伙人看来对各个房间的位置了如指掌，他们径直向卧室走去。他们发现一张大床上的被子下面，有两个被枪声惊醒的人，他们用自动步枪朝这两个人开了枪。事后有人数了一下:一共射出了约300发子弹。 这一次托洛茨基算走运，他和他妻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自动步枪射出的是交叉火力，同时从三个点:孙子谢瓦住的房间、书房和卧室齐射。子弹是从窗外射进来的，要是托洛茨基夫妇留在床上，他们早已体无完肤了。幸好他俩及时躲在屋角里，趴在地板上一动不动。遭难的只有他的孙子，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脚。 疯狂扫射一通后，这伙人逃得无影无踪。警卫和助手们闻声赶来，一检查房门，每一扇都完好无损。那么这伙暴徒是怎样进来的?人们在卧室门边发现了一枚伪装得很好的炸弹，马上对它进行了安全处理。 清除托洛茨基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谋杀仍继续进行。遵照斯大林的宣判，这位鼓吹世界革命的“终身漂泊的船长”注定死亡。果然，谋杀终于成功。 1940年8月20日，正当托洛茨基专心致志地阅读别人给他送来的一篇文章时，一名刺客潜入他的书房，躲在他的椅子背后。刺客后退一步，从搭在手臂上的斗篷下取出一把登山用的冰镐，用它那锋利的镐尖，对准托洛茨基的头给以可怕的一击。 警卫叫来了医生。检查后，医生十分担心，赶忙叫把托洛茨基送往急救诊所。墨西哥最好的医生们进行了会诊，对颅骨做了手术，然而大脑受伤过重，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终于在8月21日19点20分去世。

不懂俄语，对他们那段历史也只是浅薄的了解，对时下的俄罗斯也不做过多探讨，更不做评论，仅根据字幕文本做记录，并加以适当修改。（根据观看进度不断更新）

你会发现，控制人的唯一方法，是恐惧。恐惧是任何秩序的基础，在众人面前殴打一个无罪的人，好过殴打每一个人，因无所畏惧而造成混乱。

你不能在决定人的命运的同时仍然在他们年前保持人性。

你很年轻，很天真，认为全世界都愿意追随你追寻乌托邦这个梦。但两年后，你的天真就会消失，只剩对权力的欲望。

你们犹太人不懂俄罗斯人，老想着用世界大同那一套去骗他们搞事情，从本质上来说， 俄罗斯人都是恶鬼畜生，要是不管的话能把世界吃光，我现在有生杀大权，正好管管他们，也是为了他们好，打几个人又算什么？

弗洛伊德：对他来说，性就是革命。社会也是基于性欲之上运作，社群团体之间就像男女交往，争夺权利和争夺爱人是一样的，个体间之所以会遵循原则是因为：恐惧，但也出自爱。

疯子凭借杀人来体验情感，狂热分子通过杀死自己与他人来产生情感。

你知道谁不畏惧死亡？那些已死之人。

重点不是受害者的数量，而是背后的原因。

过去的死亡滋养了现在，并造就所有人的未来，所有暴君皆以宏大目标将牺牲合理化，并指责其他人无法理解其真正的意图。

革命就像一阶女流，你一旦踌躇不前，优柔寡断，她就会转身离开。

莫斯科的阴沉和野蛮，从各个角落盯着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每当古老的钟声闯进他们的谈话时，过去的幽灵在角落里偷听。

人道衰落 为什么人群利益是社会评价的最高标准 人群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群利益作为社会评价的最高标准只有到现代社会才能确立，并且只有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下才能真正实现。

人道陨末 发达国家利用其所控制的高技术产品的稀缺性形成的卖方市场优势，在刻意抬高高端产品价格的同时尽量压低资源性产品或初级产品的价格从而对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剥削甚至是变相的掠夺。这就形成了世界性的盆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通过国际合作与交往而实现经济独立和发展，相反倒是强化了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有的甚至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第二，信息鸿沟日益加深，发展能力差距不断加大导致的矛盾。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和掌握信息的能力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作，也是国家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由于信息技术革命首先是从发达国家兴起的，它们借先行之利，垄断了技术贸易和各种信息资源，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是经济贫困、教育落后、人才流失严重。目前每年高技术产业约70%的巨额利润被发达国家所分享；在信息产业的产值中，发达国家所占比重达98%；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握了世界80%以上的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专利权，控制着80%左右的尖端技术和80%的国际技术转移；在世界专利和许可费用的跨国流动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总收入的98%，垄断着国际技术贸易。全球技术方面的基尼系数从0.67扩大到0.78，表明技术分配不平衡在迅速拉大，远远超过全球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水平1正是这种信息鸿沟，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使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持续扩大。 第三，一些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利用金融和其他手段，插手甚至直接干涉其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激化了这些国家的内部不盾以及与发达国家的矛盾，这是形成地区性冲突不断的重要根源。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考虑，借口所谓的人道主义危机，挑起了科索沃战争，使得巴尔干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发动两次海湾战争，强行按照西方模式来改造伊拉克，造成了其国内形势的混乱和地区关系紧张；在“颜色”、“玫瑰花”的背后，都能看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影子。 策四，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全球性问题是指整个人类共同面临共园应对的问题，世界银行欧洲部副总裁J.F.里斯查德曾著有《2020-20年解决20个全球问题》一书，提出了20年内要解决的20个全球同题：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损失；过度抽拨；森杜减少；水资源短缺；海洋安全和污染；加大消除贫困的力度；维护和平，制止冲突，打击恐怖主义；普及教育，全球性传染病：数字鸿沟；自然灾害的防范和缓解；设计21世纪的税制；生物技术规测：全球金融塑构；毒品；贸易和投资竞争规则；知识产权；电子商务规则；国际劳工和移民规则。这些问题涉及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人类整体长期发展的角度看，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日益增强，工具理性遮蔽了目的(价值)理性，使得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问题越来越形成了对人类的威胁。这既是人与自然矛盾的表现，更是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导致的结果，是受资本逻辑的支配不合理地利用科技发展经济无限度地增强竞争力的结果。 上述这些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又通过多种主体的博弈而相互作用，这就使得全球化经济的运行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也蕴涵着极大的风险。这些矛盾，有些可能暂时缓和，但都不是短期内如几十年能够予以解决的这也就决定了世界历史时代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从根本上说，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扬弃现有的生产方式，消除造成阶级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国家与人类利益矛盾的根源。而随着人与人之间对抗性矛盾的消失，人们才可以按照符合人的本性的方式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就是真正的人的历史的开始，是以人的自由个性为内容的社会的实现。

天人合一 现代科技绝不是自发地发生的，而是国家自觉谋划的结果，新的科技，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与广阔的世界市场需要相结合，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为人们大规模快速度的世界性交往提供了技术性支持。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毕竟属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阶段，市场竞争的最基本原则毕竟还属于优胜劣汰的丛林原则，资本逻辑的威力并不因为市场扩大为全球性市场就有所稀释或减弱，甚至相反，借助全球化市场更显现了其威力的巨大，无远弗届，无微不至。因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各种矛盾，有些矛盾还十分尖锐。

9-23日开始看第一二集。

9-25日看了三四集。以托洛斯基流亡西班牙时与记者谈自传为叙事线，自由地再现其一生的历史。应该是今天俄国知识界认同的历史叙述，可以看到德国资金、间谍对革命的渗透；托与列宁、斯大林矛盾的来龙去脉；当然对共产党党业绩也是负面描写为主。视听制作精良，保持了俄国与前苏联的美学标准。

9-26白天看完五六集。讲了托直接指挥了十月革命及让功与列宁，以及布列斯特合约、建立红军等功绩，许多与过去历史记载的出入很大。字幕是Google机器翻译的，词不达意，要靠猜着理解内容，但还是值得观看的，特别是它是去年俄国中央电视台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播出的电视剧，代表了当前俄国政府、社会的主流看法，值得关心。纠错：托罗斯基流亡的是墨西哥而非前面写的西班牙。

26晚上看完了七八集。虽然字幕翻译很差，历史资料也了解不多，评价起来有些困难。总的印象是编导在努力艺术地再现一个复杂的重要历史人物，虽然不少事件、场面处理得简单、脸谱化，但主要人物的历史经历、地位及个性还是让人印象深刻，也会引起观众的进一步思考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