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卡夫卡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存在主义大师，本片以他为男主角，但并非一部严肃的传记片，只是以他年轻时的一段离奇遭遇，带出了一部相当别致政治惊险片。当时，卡夫卡是保险公司的一名小职员，虽已因出版《蜕变》一书而获得好评，却仍孤僻内向不跟同事来往。一天，唯一跟他来往密切的同事离奇落水死亡，其未婚妻无法接受警方是自杀的说法，乃找卡夫卡帮忙追查真相。 由于他们两人都是无政府主义革命分子，该组织乃要求卡夫卡也加入组织，并帮忙撰写传单，卡夫卡拒绝所求，被卷入漩涡的中心，令他发现了可怕的真相。以《性、谎言、录影带》崛起的导演史蒂文．索达伯格将气氛拍得相当紧凑迷离，男主角杰瑞米．艾恩斯亦表演出色，将一个妄想狂的内心世界巧妙地呈现。

我喜欢注重细节的电影和导演。比如，爱德华·拉班为了躲避追捕，越过查理大桥，沿着城堡的方向跑去。他在一堵贴满海报的墙前面喘气歇息。海报上有“奥德赛”话剧以及“1919艺术展，布拉格大道13号”等字样。位于布拉格大道13号的艺术展其实是埃米尔·里希特（Emil Richter）于1848年在德累斯顿创立的艺术沙龙。进入新世纪后，分离派（Sezession）运动在德国各地如火如荼地相继上演，柏林、德累斯顿（1919）、达姆施塔特以及巴登分离派先后纷纷宣告成立，加速了德国美术发展史的进程。其中，德累斯顿分离派与里希特艺术沙龙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合同内容就包括承办各类艺术展。1920年4日，德累斯顿分离派举办了一场关于捷克表现主义与立体主义艺术群体的艺术展览，展览中提及计划在布拉格办展。再比如，办公室里的打字机是雷明顿牌（Remington），大约在50分钟处导演特意给了特写。美国早期的电脑制造商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于1927年收购了雷明顿打字机公司。最后，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场景除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堡、查理大桥、办公室，还有卡夫卡喜欢出入的咖啡馆。咖啡馆汇集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比如有人在讨论诗歌（关于韵脚的讨论），有人在乐此不疲地与姑娘调情等。诸如此类细节从某种程度上还原了卡夫卡时代的文艺、科技与普通的日常生活，即便这部电影只是一部披着卡夫卡传记外衣的政治片。可以说细节是贯穿卡夫卡作品的全部，观察是过程，写作是结果。

索德伯格是如何塑造他的卡夫卡的呢？电影里的卡夫卡是保险事务所一名普通的职员，众所周知，卡夫卡曾经供职于波西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事故保险公司。除此之外，电影里的卡夫卡是路人口中时常提及的作家，他也提到最近正在创作一个关于某人男人变形的稀奇故事（<变形记>）。某个夜里，他偶遇石匠贝兹雷贝克，他们的话题围绕着城堡，城堡公墓与惩罚。他甚至提醒卡夫卡要与城堡保持距离。这一切都为电影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

在罗斯曼小姐，电影中爱德华·拉班的未婚妻，卡夫卡的同僚（小说<失踪者>/<美国>的主人公叫作卡尔·罗斯曼）被捕之前，她也向卡夫卡解释“他们”这一说法，即当权者，警察，城堡以及博格（保险事务所主管），这与小说<城堡>中经常提及的“上面”或者“当局”等指代如出一辙。另外，卡夫卡还与罗斯曼小姐谈及婚姻问题，卡夫卡说：“去年我订过两次婚，和同一个女人”。这里暗示了卡夫卡的第一任未婚妻菲利斯·鲍尔（Felice Bauer），卡夫卡曾与她两度订婚，后又两度取消婚约。

下班后的卡夫卡回到家，开始给父亲写信。<致父亲的一封信>索德伯格在很短的帧数里指出了卡夫卡所面临的难题，即如何突破父亲的势力范围。父亲的权威以及自己对于任何家庭形式的厌倦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不敢邀请朋友来家做客，父亲的存在甚至威胁到了他与安娜（电影中没有详细交代）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亦是如此。据卡夫卡终生挚友马克斯·布洛德回忆，因为卡夫卡的父亲，他十分害怕去找卡夫卡，所以在布洛德撰写的卡夫卡传中，很多口头材料均来自于卡夫卡的母亲。除了致父亲的信，关于父子关系的主题在短篇小说<判决>以及<变形记>中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儿子的懦弱与父亲的力量之间形成的对比以及对比所造成的心理创伤是可以追溯到卡夫卡的童年时代。

至于“卡夫卡”（捷克语意为“寒鸦”）这个名字，检察官格鲁班曾质疑这到底是不是他的真实名字。无论是“卡夫卡”，还是卡夫卡小说中出现的名字，比如“Josef·K.”<审判>，土地测量员“K.”<城堡>，“Georg Bendemann”<判决>以及“Odradek”等，都有大文章可作。与上司的一番谈话之后，卡夫卡得到了两个助手（路德维西，奥斯卡），两个长相完全不一致但声称是双胞胎的助手。可笑的是，卡夫卡竟然问他们是不是兄弟。这一点可以至少证明，索德伯格了解卡夫卡作品的精髓之一——滑稽。他极力还原上级分配给土地测量员K.的两个如同演员一般滑稽的助手（阿图尔，耶利米亚）或者是布鲁姆菲尔德的两个助手。<布鲁姆菲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卡夫卡很喜欢用数字“二”，然后把两个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捆绑在一起，营造出滑稽的感觉。<布鲁姆菲尔德>一文中有多处这样的例子。）

无政府主义者在继续活动。一阵爆炸声之后，卡夫卡被带入一栋大楼的阁楼里（卡夫卡喜欢用阁楼，<审判>中法院办公室就在破败公寓的阁楼上），并被要求加入无政府主义的伟大行动之中，即对审判/判决的调查。他们称，爱德华·拉班死于城堡。当然，爱德华之死只是无政府主义者惨遭的暗杀之开端。其中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被处决（刺死）的地点是在城外的郊区，约瑟夫·K.同样是在远离城市的郊区被处死。为了调查爱德华之死，为了找到失踪的罗斯曼小姐，卡夫卡在朋友的帮助下，从公墓里的秘密通道前往城堡的医疗档案专区。中途误打误撞遇见了手背被钉子钉过，头顶被剃秃一块的“犯人”。医疗实验室美其名曰研究人类大脑，实则是卡夫卡笔下的“杀人机器”。（<在流放营>）电影里的卡夫卡说：“我只是想象噩梦，而你们却制造噩梦。”机器与暴力，即上层建筑意义上的机器与实验室里的机器，精神暴力与身体暴力，在电影的现实里上演着。最后，在一系列如梦般的摧毁实验室之后，卡夫卡沿着原路返回城里，在办公室和咖啡馆里继续写着那封写给父亲的信。

电影里某些设计可以看出索德伯格对于卡夫卡的了解，或者说他确实下过功夫去了解卡夫卡，连卡夫卡身子虚弱，脸色苍白，肺疾咳血之类的细节都考虑进去了。但是，索德伯格的野心似乎也很大，他在电影有限的时长里疯狂地加入能暗示卡夫卡作品的线索，造成了一种违背真实性的混乱。我在想，这究竟是什么时候的卡夫卡？如果我们把电影名字以及主人公换成X，抹去几个城堡的特写镜头，删去那句“关于某人男人变形的稀奇故事”的台词，敢问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一部卡夫卡传记？这样一来，卡夫卡似乎只是一个符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