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色·性·男女

影片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展现了一组生活在20世纪末美国社会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影片改编自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

果蝇入侵

在影片的一开始，夜晚的加利福尼亚天空中传来直升机螺旋桨的呼啸声，那是在喷洒杀虫剂，以消灭入侵的果蝇。

第一个镜头就已经展现出了影片的主题：这是一个生病的社会，它需要救治。

众多主角

影片的人物众多，想要看一遍就记住所有的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简直是不可能的。第二次观影是非常有必要的。以下是主角们的简单概括：

新闻主持人（豪瓦）及其妻子，他们的孩子凯瑟被车撞了，最后死亡

大提琴家（乔伊）和妈妈（爵士歌手，患有严重的疾病），丈夫奇科（自杀身亡）

医生（拉芙，救治豪瓦的孩子），画家（玛丽安，朱利安摩尔饰演，是舍里的姐姐）

小丑（克莱尔，给孩子庆祝生日），钓鱼者（斯图尔特，发现了死亡的女孩，目前失业），两人一起去医生家参加了聚会

司机（或许不是？经常去爵士女歌手的酒吧），饭店服务生（多利，撞了豪瓦的孩子），两人吵架又和好

泳池清理者（杰瑞，最后杀死了一个女孩，对妻子的职业不满而又无能为力，他清理了豪瓦家中的泳池，以及隔壁爵士歌手家的泳池），妻子是一位性爱电话服务者

化妆师（比尔，性虐待者，有暴力倾向，钟情于性爱电话，给女朋友拍照，是泳池清理者的哥们），女朋友（也许是妻子？是性爱电话服务者的闺蜜，也是一位性爱电话服务者，两人一起去酒吧，以及露营，是饭店服务生的女儿），他们帮邻居照看房子。这组人物和前面一组一起去露营了。

警察（吉尼，扔掉了孩子的狗，与小丑调情，到处拈花惹草，贝蒂的情夫之一），全职主妇（舍里，是画家玛丽安的妹妹）

有很多情人的女人（贝蒂，他有个当兵的丈夫斯托米，但是并不妨碍她寻找情人，包括但不限于警察，富豪）

影片一共17位主角，9条故事线。第一遍看的时候简直就像整理一个被狗狗弄乱的毛线圈🧶一样，让人眼花缭乱……

影片通过对这些普普通通，毫无相似之处的人物进行细致的描绘，展示了这个社会的一种“环境”，以及处于这种环境当中的人们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动的

缺乏忠诚

影片当中的人物大多是夫妻或者情侣关系，自然而然，婚姻生活就成为了主题之一。

影片中所描绘的婚姻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人们并不会对伴侣保持忠诚。

警察有自己的情人，在外面到处拈花惹草，被妻子质疑后，警察撒谎解释写着小丑电话的小纸片。他的妻子知道这一切，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看着自己丈夫的表演。

情场高手贝蒂在众多情人之间周旋。豪瓦的爸爸上了他的姑妈。玛丽安钟情于阿里斯特贝克，一个去看演唱会的艺术家收藏家。

一切都让婚姻变成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

冷漠

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似乎会用一种冷漠的态度来伪装和保护自己，以此来应对自己麻烦不断的城市生活。这在影片中有大量的体现。

女服务生对丈夫说自己撞了一个孩子后，丈夫只是淡淡地问：“有警察看见了吗”，他只想确保自己不被起诉。

钓鱼小队见到尸体无动于衷，甚至依然能够若无其事地享受户外的休闲时光，甚至拍照。好像一个人的死亡跟他们毫无瓜葛。

警察将孩子们心爱的狗狗抛弃了，后来又从收养狗狗的孩子们那里夺了回来。他根本不在意孩子们的感情。

爵士歌手也对邻居家孩子的死无动于衷。

医生记错了小丑老公的名字（斯图尔特），面包师一开始就告诉了豪瓦自己的名字与身份，但是他没记住，由此造成了后面的误会。

对孩子的隐秘伤害

性爱电话服务者一边照顾着怀中的孩子一边说着污言秽语，甚至有时候大一点的那个孩子也在旁边

放荡的女人带着孩子一起和众多的情人约会（孩子叫查德，可笑的是他甚至把情夫们的名字都搞混了，而且对母亲的丰富情史很感兴趣，一直在偷看）

凯瑟在没有父母的陪同的情况下在生日前一天被车撞了

猜忌（缺乏信任）

处于婚姻之中的人们难免对另一半有所猜忌

醉酒的司机猜疑女服务生；画家和医生之间关于画廊的戴维以及米切尔•安德森都心有戚戚焉

傲慢，主持人同面包师的谈话造成了误解

代际之间沟通的困难

爵士乐手和女儿之间关系紧张（父亲缺席），两人经常自说自话。

豪瓦的爸爸与豪瓦也长久地没有联系，以至于连孙子的名字都不知道

人们被困在自己的世界中，虽然近在咫尺，但是沟通依然非常困难。

编剧神了

这影片的剧本太棒了，在短短3个小时之内将不断交错的事线清晰而完整地表达了出来，其叙事非常高效。

比如在买蛋糕的那个场景中，凯瑟的妈妈，斯托米以及小丑三人都去蛋糕店买蛋糕。小丑非常有爱心，即使是给自己并不认识的孩子也会精心设计蛋糕。与之对比，飞行员则草草地买了蛋糕来庆祝妻子的生日，甚至不能在蛋糕上加上妻子的名字。这一场景也为后来凯瑟的妈妈和斯托米的冲突做了铺垫。

在这一场景中，三组人物汇聚在一个场景中，而各自的故事线又同时在进行当中，让人不得不佩服编剧的功力。

地震

影片以地震结束，象征着这个社会终究会发生一场剧烈的变化，迎来新时代。在地震之后，人们的生活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当镜头扫过加州城市的街道和建筑时，我们和电影中的人物感同身受，我们都是城市中的一份子，和主角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所经历的困惑，悲剧与喜悦，同样也是我们所经历的，我们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某种神秘的方式被联系在了一起，一个人的命运，也是所有人的命运。

碎碎念

这片子对记忆里要求很高，对观察要求也很高，要是谁能看一遍就记住所有的人物，清情节，那我是真的佩服。

比如谁会想到音乐会上那个女人就是后来的小丑呢（敷面膜的时候和去钓鱼的丈夫的谈话那个背景就已经暗示人物的身份了）？

小提琴家和爵士歌手是母女。那个打篮球的高挑的女孩子就是音乐会上的小提琴家，但是由于两种迥异的打扮，让人一下难以辨别。

飞行员在第一个镜头中驾驶飞机喷洒杀虫剂，在最后一个镜头在电视上接受采访

贝蒂叫情夫警察“鲁夫”，发音非常有趣，就像叫一只狗一样，她儿子也学会了

豪瓦家中的泳池让人想起了霍尼克画的那些丙烯画

当警察与小丑调情时，克莱尔识破了警察的小伎俩，问到：“你有孩子吗？”

医生认为没有超越自然的色彩，艺术家妻子显然不这样认为

泳池清理者可能不举，这也是他杀死女孩的原因之一。要不然他怎么能够容忍妻子与别的男人说那些调情的话呢？好几次与妻子的谈话都展示出了男子气概的缺乏

医生带回来的柠檬最后在派对上有了用场

化妆师给女友拍照用的是美能达相机

疑惑

影片也有一些让人疑惑的地方。

小丑为什么没有孩子？是因为她没有生育能力吗？这是她当小丑逗孩子们开心的原因吗？

画家和医生为什么也没有孩子？

凯瑟为什么而死？看样子被车撞后他伤的并不重，而且他昏迷后醒来看到自己的妈妈就断气了，这又是在暗示什么？

小提琴家为什么把自己的手弄伤了？

总之，这是一部极为出色的电影，也是群像电影的典范。精巧的叙事，精彩的表演，精心设计的结构，现实性的主题，都让这部电影脱颖而出，成为影迷的最爱之一。

作者：Buck Henry (Film Comment)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剧组成员们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艰苦的工作。他们从山上拖下一两吨重的工具，在这些山峰上，可以俯瞰蜿蜒行进的科恩河，这里距离贝克尔斯菲市大约有四十五分钟的路程。加州已经经历了六年的干旱，这里酷热难耐。周围的山丘都被烤干了，满目尽是棕色与黄色。真正的工人们爬过阳光炙烤的岩石，涉过清澈而冰凉的河水，搭建平台、铺设轨道、安装摄影机与声音设备；我与演员弗莱德·沃德、休易·路易斯则找到了一片阴凉处，准备开始认真钓鱼。休易坐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吹着他的口琴，那是几段质朴的乡村布鲁斯音乐。我与弗雷德则交换了一些很久以前的冒险回忆，那都是关于墨西哥妓院的故事。

几周以前，那是洛杉矶郊区某处的一家餐厅外，我们正在与莉莉·汤姆林和汤姆·威兹拍摄一个段落。在停车场那里，我与弗莱德大约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休易的指导下学习钓鱼，他是我们中间唯一的、真正会钓鱼的人。这似乎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所以当我得知科恩这一带并没有鱼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失望。毕竟演员们总是喜欢在表演的时候，确实地去做那些事情——端着一把枪啦，跳踢踏舞啦，开飞机啦，吃饭啦，抽烟啦（政治不正确的那种烟），和一个绝顶美丽的女人做爱啦……此外，由于我很少被要求进行上述那些活动——好吧，我在几部电影里都抽过烟——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钓鱼，会为我的职业生涯增添一个有趣的维度。

因为演员总想被认为是有趣的。他们也想被看作是有才华的人——当然，还有「滑稽」、「性感」和「聪明」，以及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有趣。他们希望别人能这么想：嘿，那个家伙不仅会笑、会哭、会说那些话，而且他真的会弹吉他、打橄榄球、敲钉子、煎蛋卷，他也真的能抓到鱼。那家伙真的很有趣。

所以，当我假装从河里抓到一条又大又胖的活鱼时，我必须演出那种特别的兴奋之情——道具员会小心翼翼地将它绑在我的钓线上，他有一篮子半昏半醒的鱼。（美国动物保护协会请注意：在这部影片的制作过程中，没有鱼真的被杀死。它们可能被激怒了，也可能被羞辱了，但杀鱼是不存在的。我相信，在我们完成拍摄之后，这些鱼在科恩河中被放生了。我希望它们能够受到自己这部电影处女作的启发，满怀感激的游走。我也希望罗伯特·雷德福能在下游重新发现它们，并将它们选作《大河恋》续集中的一个角色。）

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不仅仅只有那个养鱼人。我们还有另一位合作者，关于他工作的描述，并不会出现在大多数的日常表格中。他没有任何公开的官方称谓，所以我们称他为「牧尸人」。他制作了一具非常真实的女性死尸，使用的材料包括环氧树脂、塑料和一些天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她的脸是仿造一位著名色情女演员制作的。她身处的那条河流，与我们——罗伯特·奥特曼的《银色·性·男女》中这个段落的角色——扎营的地方很近。她将在那里呆上几天，沉默不语地见证我们这些啰嗦的钓鱼者的热情。我知道我们应该对她做点什么，但我们并没有电话。而且，我们抛妻弃子、远离城市焦虑，还将野营用品与渔具拖到几英里外的山上，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因一个陌生人的不幸而分心。毕竟，有什么大不了的？她会死很长一段时间，而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钓鱼。

这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境——这就是雷蒙德·卡佛的故事，奥特曼与联合编剧弗兰克·巴希特根据这些故事创作了剧本。这个故事也与许多奥特曼的影片一样，那些普通的、正派的人们，作出了极端愚蠢的行为，而平庸与恐怖也在不断地相互碰撞。

演员们喜欢为奥特曼工作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你得找出这个角色究竟是谁，」奥特曼说道，「然后让我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你看，「有趣」又来了。我们不会经历太多关于内心世界与动机的讨论。每一位演员都掌握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个小谜题——在这部作品里，还有一个只有奥特曼才能解决的大谜题：二十二位扮演重要角色的演员，都在试图创造某种真实的私人生活，这些相互交织、重叠的故事，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

奥特曼通常会将摄影机——在某些时候，是多台摄影机——略微偏离演员的面部。如果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喜剧存在于远景之中，悲剧存在于特写之中，那么奥特曼主要选择的是中等的距离。关于人物的活动，他满足于「观察」而非「细察」。这种景别往往会让某个个体与其他人同等重要或是不重要。那些已经适应主镜头-中景镜头-单人镜头模式的演员，常常会受到这种结构的引导，将自己最好的表现发挥在特写镜头中。而奥特曼会挑战这种习惯，他常常会隔着同等的中距离，为一场群像戏拍摄一系列镜头，每次都让摄影机跟随着不同的角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剪辑特定段落的时候，每个演员都可能是镜头的焦点。

麦克风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录制所有演员的每句台词、话语、咕噜声与呻吟声，这些声音也都会被保存下来，混音员也将面对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声音。当时，我在河边极为吵闹的地方，参与了一个钓鱼段落，当时我距离摄影机至少有一百码。在镜头拍摄结束之后，场记员过来问我，我低声哼唱的那段含糊的旋律叫什么名字，这让我感到很惊讶。她记下了那首歌的名字，因为每样东西都可能会派上用场。

此外，奥特曼当然也鼓励即兴表演——即兴动作与即兴对话。即兴对话在电影中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尤其是当它与书面对话结合的时候。演员的说话风格，常常与编剧对角色的想法产生矛盾。而且，在许多电影中，即兴对话那种参差不齐的节奏，往往既不像电影剧本中的对话，也不像现实生活里的对话。这与背诵对白是不同的，在背诵对白的时候，情感的流势会被写入剧本中，也会得到排练。演员们知道别人在什么时候会停止说话，什么时候又轮到自己。但是，即兴表演的演员必须作出特别的努力，防止以下念头在脑海中闪过：「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或是「见鬼，他什么时候才能不说话？」以及「接下来我该说什么呢？」

这是一场斗争。换句话说，关键是要显得真实，有趣反而是次要的了。

奥特曼试图让它变得简单一些。主要的工作，是要让对话呈现为趣闻轶事，而不是程式化的辞藻。他会提出某个词或话语，以让下一次的即兴表演变得更加流畅。他试图让电影变得更像生活，而非剧本。当这一切生效的时候，对话听起来很不错，影片的感觉也很好。

我认为，在《银色·性·男女》中，这一切确实生效了。但谁在乎呢，毕竟我可是学会钓鱼了。算是学会了吧。

我们不需要学习很多对话，正因如此，奥特曼的片场看起来是如此无忧无虑。这里有一种家庭精神，每个人仿佛都在玩一个有趣的游戏，他们也都玩得很开心。在结束一天的拍摄之后，无需面对几个小时的台词背诵，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我过去常常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在制作无声电影的年代，演员们在工作的同时，似乎还拥有如此丰富的社交生活。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每天晚上并没有学习台词的负担。如果他们的台词说得不对，那么写好的字幕卡就会告诉观众他们应该说的台词。这样一来，他们在下班以后，就有足够的空余时间去参加那些迷人的派对、享受家庭生活，或是沉溺于随心所欲的堕落。

五十、六十年代的欧洲电影似乎并不在意任何人究竟说了什么，它们只需要演员们不时地动一下嘴唇。这让它们避免了录制直接声源带来的麻烦，而且也省下了相关的费用。据说，费里尼会让他的许多演员单纯地从一数到十，之后再在任何合适的地方进行配音。这听起来像是为识字程度较低的观众准备的音效。

我参与的第一部大量采用即兴创作的影片是米洛斯·福尔曼的《逃家》，这是一部在美国人人喜欢，却没人真正去看的作品。尽管有许多优秀的编剧参与了剧本工作，但演员们从未真正拿到过任何一页。福尔曼在美国呆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语言还不流利，他可能过于信任演员们协调语言与动作的能力了。我认为，他寻找的那种对话，并不具备某种有意为之的意义。「看，」他会在一场戏——或是很多场戏之前说——「这不重要。」

卡萨维蒂似乎很欢迎那些特殊的台词。对话越古怪，场记员清嗓子的声音越响、翻白眼的幅度越大，卡萨维蒂就越会高兴地点点头，露出他那奇异的、略显苦涩的微笑。

当然，作家通常会鄙视即兴对话。我们都知道——好吧，我们中的某些人知道——那则海明威的故事，他在巴黎的那间阁楼上接待了访客，他们问及这几天他都去了哪里，他回答说，他就待在那里，躺在床上，思考最合适的词句。尽管这则轶事可能是杜撰的，但它提供了一种足以催生共鸣的表述，即使是最孤独、最受忽视的编剧，也足以体认这一点。因为这些珍贵的文字，证明了我们辛勤的工作和超凡的想象力。所以，对于那些在电影创作的图腾柱上地位较低的人——导演和演员，我们通常怀有苦涩的愤恨之情。他们有时会篡改台词，有时会改掉整个场景，有时（天啊！）甚至会修改整部影片的结尾。但是，如果这些变化奏效的话，我们当然愿意对它们表示赞赏。

大多数优秀的导演都有能力将编剧或演员带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同时，他们还会让这些人相信，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有时候，其实没人能记住那些适当词语的出处。我在《大玩家》中的一次短暂的亮相，就可以作为很好的案例。奥特曼当时问我，是否愿意为扮演制片厂负责人的蒂姆·罗宾斯「推销」一个我自己选择的故事，所以我就提出了拍摄《毕业生》续集的拙劣想法。（我的本意是要进行一场恶搞，模拟一位编剧绝望时挤出来的一个想法。尽管如此，在影片上映的头几周里，还是有几位制片人、高管问我是否愿意将其考虑为一个严肃的项目。

推销《毕业生2》的过程，出现在《大玩家》的开场段落中，这个段落现在已经很有名了。这是一个持续了八九分钟的镜头，介绍了几十个人物，准确地描绘了制片厂中混乱的日常生活。最后弗雷德·沃德向我抱怨道——这或多或少是写在剧本上的台词——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拍电影了，那些时光是多么美好啊。现在，导演们不过是把胶片堆在一起，然后——「剪、剪、剪！」

作为答复，我试图一口气说出几部驳斥他理论的当代电影，其中包括贝托鲁奇的《遮蔽的天空》——据「我」所说，贝托鲁奇的相机曾跟随着德博拉·温格，不间断地拍摄了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我当时并不能记起我提到的段落，而且我直到现在也想不起来。它与其他几个例子一同写在一张记有台词的纸条上，我在拍摄之后扔掉了它。当《大玩家》开映的时候，许多撰写相关文章的记者问我，我具体指的是《遮蔽的天空》中的哪一个镜头。我告诉他们，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句话是按照剧本念的。但是，这部电影的编剧迈克尔·托尔金表示，他与此无关。奥特曼说他也不知道——这一定是我编的。或许当时贝托鲁奇打电话给我，让我说出他的名字，然后我忘了这回事，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谁能知道那些单词、句子和想法从何而来呢？他们以令人费解的方式，浮现在演员、编剧和导演面前。有人称它为「上帝的礼物」。这很有趣。

发朋友圈的时候，总是会在九宫格之上，给近期一些零零落落的照片，配个文案，诸如“近期生活碎片”“一些瞬间”之类的话。那把雷蒙德·卡佛的9部短篇小说和1首诗放在一起凑成一部电影，拍出来的效果，会不会让人觉得除了都是卡佛的作品外，再无交集？

我是想不到这样的电影应该怎么拍，所以在我预先知道《银色·性·男女》是把毫不相关的9部短篇和1首诗放在一起改编的之后、再去看这部电影之时，几乎跪着看完。后来还在讲多线叙事的《低俗小说》《木兰花》（导演PTA在访谈中毫不避讳地说我就是在模仿Shrot Cuts，可这样的仿作都拿到了当年柏林的金熊奖，可想而知原作文本、结构、内涵之丰富之经典）《云图》《通天塔》《撞车》与这部相比，多少有些小巫见大巫了。

这可能是我心目中最高明的改编之作，改到最后，脱胎于母体的孩子，能看出妈妈是谁，但更重要的是没人在介绍他时会强调母亲是谁了，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经有太多可说的地方了。

9个故事，22个角色，拼盘式的大牌演员有点像咱们的大业献礼片。咱们这边一大摞的金鸡百花奖得主，但好像都是各演各的；那边厢得主可能没那么多，也就4位奥斯卡表演奖获得者和8位提名者，但人物走进了评委的心，拿到了当年威尼斯的最佳群像表演奖。

我自己常常用是否能够在脑子里留下什么画面、音乐、对话或对白，或者氤氲出某种感觉，以此来评判这是否是一部真正的好电影（当然每个人的个体经历不同，这里指的是于“我”而言的好电影）。我想，这样便是把裁决权交给时间，应该不失为一个公允之法。看完这部电影一月有余了，大提琴女孩在车库里弹奏着等待死亡，詹妮弗·杰森·李边换尿布、边为电话那头的人提供声音性爱服务，两对第二次见面的夫妻在露台扮小丑又彻夜狂欢，在清澈的小河里发现的一具裸体女尸，所有东西都或被剪或被切割成两半的家，当然，还有摩尔阿姨的红色一簇（听说当时开拍前，导演奥特曼就和朱利安摩尔说裸露下半身是不能更改的，要是不接受咱就别演了。摩尔阿姨不仅欣然同意，而且还说能送给导演一个礼物：她是红色的）。

Short Cuts不像很多流于俗套的电影，主人公一定会认识，或者一定会发生点什么然后互相熟识。哪怕在一家蛋糕店里订蛋糕，三位主人公轮流进来，但却毫无交谈。生活中有太多所谓“巧合”，但只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了它们。就像是一对刚刚进入热恋的人，他们在一次彻夜交谈后会觉得冥冥中彼此注定认识；但这不过是热恋的滤镜。当生活中的“巧合”被我们发现时，会兴奋不已，但罗伯特·奥特曼用绝佳的影像呈现告诉我们，巧合是常态，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帮人一起经历过片头针对果蝇的全城大喷洒，经历过片尾的大地震，中间无数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但这都是常态，你怎么知道你的生活会不会正在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深深的影响着呢？而倘若不认识他，那是否就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这种影响呢？巧合就是常态，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好的电影总是能用一些看似不会发生的事情，帮我们好好认识真实的生活。

而这部影片的结构完整地被PTA用在了他1999年的经典之作《木兰花》当中，一个模仿之作也成为了经典，足见这种动人叙事方式的魅力，和原作到底有多大的魔力和内涵值得后来的导演去审视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