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家

观影前没有看介绍，也不了解原著内容，本心希望找一部温馨文艺电影舒缓，没想到《东京小屋》是这么一部带沧桑、遗憾、反思交融的回忆录。

从开篇健史与多喜婆婆的对话，渐渐了解到这是追忆年轻时的多喜作为帮佣在日本东京中产阶级家庭的所见所闻，起初联想到的会不会是日本版的《桃姐》仅仅记录人物点滴？然而影片非常规的日常以及温柔的节奏让我打消了这一猜想。随着剧情推进，故事的时代背景也在变迁，我们看到了那个历史背景之下的日本人们的生活境况，他们的想法，还有一段不伦之恋与各自的“秘密”。
 
本片精妙之处就是透过一座别致的红色洋屋由小格局投影大世界，多喜更多是充当旁观者。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年代的日本男人也喜欢呼朋唤友，谈论国事，彰显抱负；而女士们倾重维系家庭，关注时尚，向往小资。小屋的男主人总喜欢拿着一份报纸抒发壮志情怀，也是故事引出时代背景的重要手法，更直接触及了日本人的“二战”记忆。

故事提及到：1935年东京申奥，后因爆发战争而中止；1937年日本攻陷南京，在日政府渲染下日本国民过着不可理喻的喜庆日子；但久战不下的僵持局面让军资紧缺，才让那些头脑发热的人逐渐忧心；在爆发太平洋战争前后，成年男子被大批征召到前线“为国效力”；家人们纷纷旗鼓呐喊送行，也心知大多数有去无回的事实。1941年珍珠港事件上报纸；1943年生活物资变成配给制，形式急转直下，因为雇主资金缘故多喜也被迫归乡；1945年5月东京山手地区发生大空袭，红色洋屋被炸毁；同年8月6日与9日在广岛和长崎分别被投下原子弹，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状态才结束。板仓正治于1944年随军出征新几内亚（战败），在1946年归国，其后创作了一幅“回忆中的小小的家”油画。本片主旨反映了二战对日本社会乃至家庭的变貌，也许作为侵略国却以受害者角度描绘国民之伤未必客观，但当战争的枪声响起，无论加害方或受害方，当下生活的人们都会不得到真正的幸福。

影片中关于那段分不清界线的模糊爱情也是一大亮点，女主人时子、社员板仓正治、帮佣多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恋情，尤其时子与多喜，从中我也分不清到底是主仆的友谊？还是深藏的爱慕？所以我个人很喜欢故事的后半段的结尾，最终多喜没有将信交出默默保存了大半个世纪，板仓先生也决意孤身终老，时子与他的丈夫在空袭中相拥而亡，或许这已经是最幸福的结局了。

这两日，断断续续把山田洋次后期的电影看了，《黄昏的清兵卫》和《小小的家》。他的寅次郎系列我是看过的，不曾想这位导演高龄而多产，年逾八旬，仍活跃于电影界。

两部电影讲的不同时代，一个是武士末期，一个是昭和时代，竟然有某种相似性。

主角都是隐忍型。清兵卫身怀绝技，身处末流，妻子早逝，家有痴呆老母，两名幼女，不得不放下武士身份，为农民打散工补贴家用，到了黄昏的下班时间径直往家里赶，因此得名“黄昏清兵卫”。这般看着落魄的武士，在关键时刻，拔出他武士的竹剑，教训了欺凌友人之妹的前夫；幕府叛乱，藩主命他剿杀叛党高手，他明明握有胜算，却无意借此扬名立身。他最终不得不履行使命，他才终于将隐匿在内心的情感诉于原本青梅竹马的友妹。“等我得胜归来。”这几乎是丈夫对妻子说的话。

小屋里的女佣，从小地方来的东京，受教育不多，唯有勤勉。小少爷腿不好要按摩，她风雨无阻每天背去路远的医院；遇见上年纪的主人亲戚，主动给对方踩脚底；即使发现女主的婚外情，亦隐忍不发。而这份隐忍中间还夹杂着对女主和女主婚外情对象眼镜男的双向的爱。不论是女主还是男主，女佣的身份是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一堵高墙。只是女佣其实是蛮享受这堵墙的。明知不可能，却不能不做非分之想。最终，她阻止了他们最后一次幽会，在他去战场之前。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件小事。然而，在长期夹磨中，在对两个爱而不得的对象走到一起的强迫观赏中，这样一次僭越，是她一生最放不下的事。

因而两部戏的高潮都不是什么大事件，不是与高手的生死对决，小屋里也都是些杯中风暴，两部戏的高潮是临别倾诉与临别生波。女主与眼镜男该做不该做的都做了，也仅仅止于做，他们是不能说的，不能有何承诺；清兵卫对友妹的感情一直埋藏心底，只是借助一次可能一去不回的任务，才把感情全盘托出。个中滋味全在这一堵一放之中。女佣终生未婚，清兵卫凯旋归来，与友妹结成秦晋，也不过三年光景，后战死。

两部戏都是借助小人物的故事反映时代更替，武士确实是黄昏的武士，清兵卫之后再无武士阶层，日本转向彻底的军国主义；小屋的背景是军国主义如日中天，铁蹄肆虐东南亚，本国人民生活于不断膨胀的大日本帝国的幻象中。

或许是作为被奴役被侵略的一方，国人很难有更为冷静超脱的视角，早期有《茶馆》、《城南旧事》，当代有《霸王别姬》、《鬼子来了》，而近期的比如《南京南京》、《一九四二》、《太平轮》总有那种被大时代背景架空之感，太沉重了，以至于无法找到一丝轻盈。山田洋次本来也是以温情喜剧见长，还是以故事为本体，再大的时代，也不过是背景罢了。

电影是取舍之术。山田洋次也是煽情，原著党诟病影片《小小的家》对于不伦恋情外露的表现太多，然而在处理女佣对于那段心结的追述，笔者是颇为服气的。“我已经活得太久了。”老太太捂脸痛哭，一句话道尽当年悔恨，这句真是钩泪的钩子。追忆的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留下那个背负回忆过余生的老人。一件小事饱含的感情胜过大事件中的层层高潮。据说某影评人也是哭着看完《黄昏的清兵卫》，因为影片不在于讲述一个普通武士的生活，而是讲述人的幸福，或者说，一个人对于幸福的追逐。他的幸福是战死前终于有情人得眷属的幸福吗？不是，与友妹婚后三年只用旁白交代。他从来都是幸福的，从他作为一个鳏夫，扶老携幼以来他就是幸福的。幸福在于问心无愧的忍耐。

有些电影只是提出问题，我更愿意在山田洋次的电影里寻找答案。

伦理与情感哪个更重要？——观电影《小小的家》有感

有人说这部影片反映了“百合”情结，认为影片主角布宫多喜爱上了平井时子，这应当是误读。影片中的确有百合暧昧，但绝对不是多喜对时子，而是误解了多喜的睦子小姐对时子。要解释这段“误解”得从多喜对“佣人”这个角色的理解开始。

那个时代的日本家庭女佣是一份职业，不可等同奴隶。本片主要故事情节的发展均与多喜对这种职业的功能价值的认识有关。这种“认识”在多喜初次进入女佣这个行当时就形成了，而启蒙老师正是那个她本乡小说家小中老师。小中跟多喜提到过一个叫阿文的女佣，这个女佣曾帮他隐藏过男女私情，所以，他发出了“夫妻和睦靠女佣”的感慨。这一“感慨”影响到了多喜并被她完全接受，也成为她日后女佣生涯的行为指南。时子与板仓正治间的不伦之恋当然会影响到时子的现在家庭，会破坏时子与其丈夫之间的和睦，作为时子的家庭女佣，她在明白就里的情形下就不能无动于衷，所以，当她看到时子外出归来，其外衣不是第一次解开时，她非常担心害怕以至哭泣，这被前来拜访的客人、时子夫人非常男性化的朋友睦子小姐所误解，因为在睦子看来，一个女佣哪能因为与已无关的、别人的情事而哭泣？所以她对多喜说：“原来如此，是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啊！”，她的本意是认为多喜“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时子，而在多喜那儿被理解为，时子“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板仓。这种“误解”只有在具有同性恋倾向的睦子那儿才有可能，所以，她对多喜说“你也很痛苦吧，我懂你！”。正因为睦子是站在女同的立场上，所以当她看到时子对多喜发火时说：“真可怜！”显然她在感叹多喜的一片“痴情”得不到回报。

本片虽有二战背景，也有不得美化侵略战争的宣传，但本片真实意图应当是反思当下一个重要主题：伦理与情感或规则与人性哪个更重要。本片结尾留给观众一个问题：“婆婆如此悲伤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痛苦可以让人悲伤，痛苦的解除也可导致哭泣；对于因错误行事而产生的痛苦，终结痛苦的良方便是彻底的忏悔。多喜婆婆写传记显然不是为了宣扬她的丰功伟绩，而是为了忏悔，忏悔那件当时就令她纠结、事后又一直无法释怀的痛苦往事。令多喜当时很纠结的事是：当时子想在板仓赴战场之前私会板仓时，多喜说：“我心中有两个人，一个人说：‘不能让他们见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另一个人说：‘这是最后一次，不管发生什么，都希望他们能见面’，我很犹豫！”其实，两种处理方式都有道理，前一个声音支持伦理和规则，后一个声音支持情感和人性。不要说当年的日本，即使在当下的世界任何国家，是支持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件棘手的事，多喜不会也无需为她哪种处理方式而后悔，令她后悔和痛苦的事是因为战争让时子死亡，有情人再也无法见面，这是因为她擅自扣留时子的信件而导致的。可以想像，当时的多喜应当不会为扣信事有太多的自责，直到她发现时子去世，她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过错，因为她掐灭了时子最后的希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维护伦理和规则的激情应当会减弱，而尊重情感和人性的理智会增强，这就是她为什么一直痛苦的心理根源。（作者：石板栽花，转载请保持文章完整 2015-04-28）

1954年，小津安二郎对弟子今村昌平的剧本《猪肉与军舰》嗤之以鼻：“你为什么总想拍这些蛆虫一样的人？”同时代的山田洋次，美学趣味和电影主题介于小津、今村之间，善于呈现人物美好、微妙的情感，但也绝不回避、美化人间的苦难。1977年，平淡、温暖的《幸福的黄手帕》如同一颗巨型催泪弹震撼日本列岛，也让中国观众第一次领略了山田洋次的魅力。

根据第143届直木奖获奖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小小的家》，以女佣多喜的回忆展开故事，多喜对夫人的暧昧情感，引发观众的不同解读。

好在中国2011年就出版了小说《小小的家》，避免了可能的误会。82岁的山田洋次宝刀未老，对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的融汇、人物情感的精准把握，无不得心应手。

多喜主动给少爷和老爷爷按脚，夫人要求按摩的时候，她却非常羞涩、拘谨，表现出一位未经人事的少女与心上人初次亲密接触时的本能反应；夫人回家，正在熨衣物的多喜拔掉熨斗插头才跑去应门，这一细节充分体现了山田洋次的水准。唯有如此细心的多喜，才会注意到夫人和服背后腰带的花纹与出门时有所不同。想到有人替夫人宽衣解带，多喜心如刀割。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本举国欢庆。多喜的外甥听闻这样的回忆，十分意外：“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东京的商店却在大肆庆祝！”不同时代、不同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两代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认知。

1943年日本为了生产武器，将东京银座的143座路灯连根拔掉，电车轨道一并撤走熔化。《小小的家》反战意识强烈，对资源匮乏、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多有讽刺，因金属属于战略物质，玩具公司只能生产木头和纸质玩具。山田洋次曾经觉得小津安二郎的作品非常无聊，“完全没有任何生活苦难的痕迹。当时的社会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才是正确的电影主题啊。”

情人从军，夫人想见最后一面，因多喜担心招人物议，遂修书一封约其来家相会。“然而，板仓先生那天没有过来。看着焦急地等到傍晚的夫人，我却什么都没法说。”忆及此处，老年多喜泣不成声，为没有送信，让夫人抱憾终生，还是因为爱上不该爱的人？从日本出发的钢铁得到百倍的回敬，憧憬、歌颂战争的无知和狂热，与多喜魂牵梦绕的爱人一同被战火吞噬。小小的家之悲欢离合，折射出整个日本的幻灭。

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影片末尾，在泛黄、怀旧的色调中，白屋红瓦之下，乡下女孩与夫人初相见，受到热情款待。仪态万方的夫人推开楼上的窗户，指点远处的美景，留下多喜记忆深处最美好的一幅画面。

董启章谈《东京小屋》
（上）女仆的僭越与国家主义的败亡

香港读者认识小说家中岛京子的《小房子》，很可能是由于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的电影《东京小屋》，又因为当中饰演女仆的年轻演员黑木华夺得柏林影展最佳女主角奖，而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 小说的书名源自美国插画家维吉尼亚． 李． 伯顿的绘本The Little House（1942），所以直译《小房子》最为恰当。 小说于二○一○年出版，并获得第一百四十三届直木奖。 翌年于中国内地首先出了简体版中译本，名为《小小的家》，繁体版最近才在台湾推出，名为《东京小屋的回忆》，颇为平板累赘。 对于电影改编《东京小屋》，影评一致赞赏导演的功力和演员的表现，并且普遍认为十分忠于原著。 我同意在大取向方面──诸如反战和反思集体主义对个人的压制、个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违心」之行，以至于坚守「情」作为生存的终极价值──电影和小说可以说是一致的。 而在故事、人物、场景和对话方面，电影也很大程度遵从原著。 不过，正因为如此，两者有分别的地方便更为明显。

小说以外的电影情节

最大的差异，在于时子夫人和丈夫的下属板仓正治的感情关系的描写。 有影评人认为，电影对二人恋情的呈现有一种东洋含蓄之美，但与小说相比，电影其实还是太外露了。 时子在板仓第一次到访，看见对方第一眼，就已经忍不住在女仆面前大为赞叹，完全失去自控。 这在小说里是没有的。 事实上他们第一次见面在社长位于镰仓的别墅，而作者只是淡然交代，板仓跟时子的儿子逗乐时，时子不时往那边望去，似是怪责他们过于吵嚷。 对于两人暗中发展出情愫，小说极尽克制之能事。 又因为多喜的叙事观点的限制，最为露骨的时子到访板仓住处的场面，都没有任何描写。 而电影中时子在房东怀疑的目光中爬上板仓居处的楼梯，板仓还煞有介事地向楼下表示不必送茶，那种滑稽而明目张胆的情景，就原作者的标准来说肯定是过火了。 事实上，在小说中，时子夫人的声誉受损的程度非常有限，还远远未至于被家族长辈召见并训示。 这更显见在那样的社会中，就算事情还未真的外扬，内心的压抑其实已经非常巨大。 电影中的时子夫人比较急色，她的婚外情比较像是个人的因素所致，而小说中的她则更明显是「大和抚子」的标准底下的牺牲品。

原著的女仆形象

原著中女仆多喜的前主人，小说家小中先生向她讲了一个女仆的故事，非常精彩地总结了女仆这种身分的本质：主人的朋友和主人是学术上的竞争者，假如一天这位朋友在主人家里遗下重要的学术论文手稿，女仆发现后应该如何处置？ 在不知情下不小心把重要手稿烧掉的，是愚蠢的女仆；在主人吩咐下烧掉手稿的，是平庸的女仆；而最聪明的女仆，是不用主人吩咐而能主动猜测主人的心意，代主人做出他不敢或不便做的事情，然后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这个故事直接促成了多喜后来私自把时子给板仓的信收藏起来，令两人没法见最后一面。 但多喜的做法和那个故事中的女仆不同。 小中口中的女仆展现的除了是聪明，也是一种超级的奴性──为了迎合主子的心意而不择手段。 相反，多喜所做的其实是违背她的夫人的意愿的事，而她竟敢更进一步，自作主张，作出什么才是对主人有好处的决定。 这很明显是僭越，而在这僭越中，她彻底地颠覆了主仆的不平等关系。 她为主人作主，但又为这样的僭越付出代价──主人的离弃以及一生的自责和内疚。 故事中的女仆的行为其实是愚忠，而多喜的行为则是自我牺牲──她替夫人承担了跟爱人斩断关系的痛苦。 这牺牲暗示了多喜和时子之间再不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关系。 电影删去了那个充满暗示性和对照性的故事，代之以一个女仆为男主人掩饰婚外情的故事，虽然更为贴题，但却也远为粗浅和乏味了。

小说引述《黑蔷薇》

由这个关键的决定，引向多喜对时子的真正感情的问题。 电影在这方面又再一次降低了调子。 原著中时子的好友睦子有更重要的角色，在电影中她却只是出场一次。 在那个场面中，多喜忍不住向睦子讲出夫人可能有外遇的秘密，而男性化打扮的睦子却暧昧地向多喜表示理解和同情。 但电影的处理只止于睦子个人的性取向和她对时子的可能的恋慕，小说却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大胆。 在小说中睦子还引述了吉屋信子《黑蔷薇》里的一段话，也就是女人在男女之爱之外，第二条道路是同性之爱，而第三条道路是维持独身，在工作中寻求人生价值。 这段引述在电影中略去，而同性爱的暗示也因此而被削弱。 同性爱所指向的不只是睦子，还有多喜。 多喜对时子的感情，不只是主仆之情，而多喜之所以收起时子给板仓的信，除了为了保护夫人的清誉，其实也包含她对夫人强烈的爱意和妒忌。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电影中也被改掉了。 在原著多喜的自传叙述中，她并没有写出自己没有替夫人送信。 相反，她写第二天板仓依约来到红顶小屋，和夫人度过了一个下午。 小说读者读到这里，很自然地信以为真，以为二人如愿以偿，在板仓出征之前好好道别。 这样的设计令小说结局章的悬念增强，而最后健史（多喜外甥的儿子）读出多喜收藏的信件才赫然发现，姨婆当年原来没有送信，而之前读到的那段恋情的完结是假的。 结局章的力量完全建基于这个谎话，以及谎话的揭穿。 可是，电影来到送信那一幕，就无法不立即道出事实，往后健史再揭开的，其实早就不是秘密了。 通过虚构来修改历史这一主题，因此而付诸阙如了。

把战前日本美化？

小说的结局章（也即是多喜死后健史追寻往事真相的部分）笔锋突转，悬念十足，非常精彩，相反电影却在这里陷入拖泥带水，渗杂着过多的说教和流泪。 小说中的健史的角色比较疏离，对姨婆多喜虽有关心，但说不上热情。 两人之间有较大的隔膜和代沟，难以互相理解。 在理性上，他对多喜的历史叙述多翻作出质疑，说她把战前日本美化，无视于军国主义的阴暗面，但他自己其实也不具备深入了解长辈的情感世界的条件。 在后来的追查中，小说的健史的态度也比较克制，虽然表现出好奇和关注，但远远未及电影中的他对前人感同身受，同悲同哭的程度。 那种隔代的情感互通，无疑是前辈导演山田洋次的美好愿望，但对中生代作家中岛京子来说，显然不能不投以怀疑的眼光，或至少是持保留的态度。

事实上，小说对整个结局章的处理，呈现出强烈的距离感，甚至带点冷峻的幽默。 首先，就从战场幸存归来的板仓的设计来说，小说中他以Shoji Itakura的名称成为了一位颇具名气的漫画家，而且走的是邪典的风格，作品充满黑色幽默甚至是残酷的色彩。 这绝对不是电影中的他所成为的画风温馨的油画家。 在小说中漫画家Shoji Itakura死后，人们按照他遗稿中发现的草图，重建出一座西洋风格红顶小屋，作为他的纪念馆馆址。 那就是在战争后期东京空袭中烧毁的平井家的房子。 伴随建筑草图被发现的，还有一份五十年代初的手稿，里面以连环画的形式绘画了一间小屋中的生活情景，而小屋里的人物只有两个女性和一个小孩。 两个女性关系不明，既似姐妹又似朋友，在最后一幅画中手拖着手，还状似一对恋人！ 这就是主仆关系的终极超越，通过旁观者板仓的眼光呈现出来。 在漫画家Shoji Itakura的这部从未发表的作品中，世界之冷酷和个人情感之温暖，对比跃然纸上。 这也是作者对国家主义及其历史的另一巧妙而有力的批判。 很可惜，这一层在电影中也不留痕迹。 缺少了讽刺性的距离感，电影结尾流于通俗的温情，情意虽真，力量却反而薄弱了。

上面的比较所呈现的，与其说是优劣的对比，不如说是取向和观点的差异。 纵使电影本身也相当优秀，而山田洋次的人文关怀也非常值得敬佩，我还是觉得不能因此而忽视和埋没原著作者的独特用心。 是以为文在这里加以点出，供读者和观众参考。

（下）公史与私史的欺瞒与真相《小房子》如何反战？

我在前文〈女仆的僭越与国家主义的败亡〉中，谈过中岛京子的小说《小房子》和它的改编电影《东京小屋》的差别，并借此探讨了原著小说的用心。 本文尝试集中于小说的核心主题「欺瞒」和「秘密」，玩味个人历史书写（自传）的问题及其时代意义。 小说从两个层次处理了「欺瞒」和「秘密」的主题：一方面是在故事的层面，描述了年轻女仆多喜如何自作主张收起了主人时子给外遇恋人板仓的书信，令二人无法会面，借以挽救夫人的名声。

多喜六十多年来一直把信件藏着，直至死后以遗物的方式被外甥的儿子健史发现；另一方面，在小说叙述的层面，作者也借着多喜的自传书写欺骗了读者，隐藏了多喜没有送信的事实，令读者相信多喜的记述，以为板仓依约来到红顶小屋，在出征前和夫人正式道别，共同度过了一段最后的、无憾的时光。 事实上，这个情节是老年多喜杜撰出来的。 小说在最后的场面中，通过老年的平井恭一（当年的家中少爷）授命健史把那封信打开并读出内容，揭示出当年的事情的真相。 这除了是多喜一生的秘密，也是作者所刻意经营的、暂时欺瞒读者的「诡计」。

以大众小说的方式去回应

《小房子》很明显是一个爱情故事，而电影改编版亦着力于当中的两段感情描写。 当中除了时子夫人对丈夫下属板仓的爱情，还有多喜对夫人的单纯的主仆之情，甚至是同性之爱（小说在这方面更为明显）。 而无论是板仓还是多喜，都对在战争后期空袭中身亡的时子念念不忘，终生不渝。 无怪乎影评人亦用一个「情」字来概括全剧的要旨。 这样看当然没有错。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置放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背景之下？ 如果单单是一个卖点、一个戏剧性的考虑、一个趣味性的设计，这不但意义浅薄，甚至可以说是倒行逆施，把沉痛的历史和残酷的政治化为充满时代色彩的布景板，变相为军国主义转移视线。 小说和电影当然不至于止。 大家都可以看到，作者和导演如何通过主角们的经历，呈现一个扭曲的时代对个人情感的压抑，以及通过多喜的忆述和健史的质疑，反思历史的真相及其再现的问题。 简单地说，大家都会认同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也秉持反战的立场。

生于六十年代的中岛京子，看来不太像是那种活跃于政治抗争的小说家。 她曾经于时尚杂志工作，对世俗的民风物貌有敏锐的触觉。 后来成为专业小说家，写作路线属流行文学，作品既简洁易读，但又有精妙的构思和深刻的主题。 二○一○年获得直木奖的《小房子》，是她的「女仆系列」的最后一部，当中可见其「以小见大」的用心。 对于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中岛京子作过非常深入的研究，除了造就了她对那个时代巨细无遗的写实重现，也形成了她对历史和国家主义的批判性观点。 中岛京子不是大江健三郎那类政治活跃型作家，但这并不代表她不以自己的方式关心时局，并且以大众小说的方式去回应。

要了解《小房子》的历史观，我们可以分别察看当中的公共层面和私人层面，然后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谓公共层面的历史，就是我上面提及的，在小说中涉及狭义的历史方面的处理。 多喜虽然亲身经历了战前和战时的日本，但她的认知具有先天的局限。 她是个来自茨城乡下的纯朴姑娘，只有小学程度的学历，在东京生活期间，对世界的大小事情的判断都只能跟从男女主人的观点。 在这样的条件下，她本人是不容易对当前的局势有所觉悟的，而受制于这个局限，她到老年似乎也没有培养出批判性的历史意识。 不过，她也从来没有盲目支持军国主义，但这只是出于她对公共世界的无知，和对私人（情感）世界的全盘交付。 所以，严格来说，她没有反战意识。 相对于多喜，她的外甥的儿子健史则代表新生代的理性和批判的声音。 他多番质疑姨婆的叙述美化了战前的日本社会，又明确地对战争的不义表示反感。 健史为多喜「无知」的观点提供了「知」的对照，揭露了多喜的战前美好东京生活的欺瞒性。 当然，并不是多喜有意欺瞒，而是那个时代的日本人都一致地被欺瞒或者互相欺瞒。 所以已成八十岁老人的平井恭一才在小说的结尾说：「那个时代，谁都难免做出违心的选择。」

自传与历史

关于公共层面的历史，小说的立场显而易见。 问题是，这跟当中的那个爱情故事有何关系？ 那纯粹是个人被集体压迫，情感被国家主义扼杀，这样的一种单向的关系吗？ 我认为，老年多喜之开始着手写作自传，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 如果没有「写自传」这个元素，单纯是故事的叙述，小说的历史观就相当简陋，而意义的层次也就会非常薄弱。 自传就是个人的历史，私的历史，和公的历史看似相反，其实是互相映照。 我们当然绝不可能说，多喜的私史是军国主义的公史的微型版。 表面上看，两者毫无相似之处。 身为女仆，多喜一直处于被支配的位置，和军国主义的支配者成反向对立。 不过，正正就是这种位置的反向对立，令私史对公史产生揭示性的力量。 正如我在前文所说，多喜对主人时子夫人的爱恋，同时打破了异性恋和主仆从属关系两种规范，也间接是对军国主义的绝对权力的反抗。 当然，多喜对此并无意识，全不自觉，但这并不减损她的选择的深层意义。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多喜的私人史的写作模式。 多喜被健史质疑「美化历史」的部分，反而不那么重要，因为她并没有刻意美化，反而是忠于自己当时有限的视野，把她所耳闻目睹的民间生活情况如实写出。 这方面她可能受到国家政权的欺瞒，但她的写作原意是忠实的。 可是，到了她的自传的结尾，她却刻意地说了谎，进行了欺瞒。 她隐藏了自己没有替夫人送信的事实，还相反地杜撰出板仓依约来小屋会见夫人的情节，为两人虚构出一个「美满」的结局（纵使此后永别，但总算确认了彼此的爱） 。 奇怪的是，她随后又把那封收藏了六十多年的信作为遗物留给健史，通过健史的追查和核证，终于揭开了她隐藏一生的秘密的真相，并对那刻意错写的个人历史进行修正。

如何回应军国主义

多喜的私史的模式可以如此总结：前代人（多喜）意图忠实记述历史，但对于自己因罪恶感而无法面对的部分，却加以虚构和窜改，然后把证据留给后人（健史） ，让后人代为揭露真相，重新修正历史。 这和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及其延续势力处理公史的模式构成对比：前代人建立进行侵略和压迫的国家，系统化地欺瞒人民，完全失去判别罪恶和自我面对的能力，而后人则试图毁灭证据和篡改历史，以掩饰前人所犯下的罪行，最终离真相愈来愈远。 两个模式呈现反向的对照。 更有意思的是，私史中的修改或欺瞒是出于想像的补偿（无论当年的过错是出于对夫人的维护，还是对夫人婚外情的妒忌），当中的责任承担（终生的悔意）和自我牺牲是真实明确的。 相反，公史中的欺瞒和篡改建基于对他人的宰制和侵害，也同时是不负责任的（毫无悔意、拒绝道歉和反省）。 于是，私史中呈现出大公的情操（面对真相），而公史中则暴露出自利的私心（逃避真相）。

当然，所谓的公史和私史不能在全部意义上也等量齐观。 例如在私史中，个人最隐密的情感无法理出终极的真相，而必须被接受为没法解开的谜。 相反，在公史中真相的追寻不容妥协，也不能藉由模棱和暧昧加以开脱。 而确认公史与私史的差别，本身就是对个人情感的尊重和保护，否则一切又会回到公共对私人的压制。

中岛京子在《小房子》中利用多喜的私史对军国主义的公史作出反向的和间接的批判，这也是她以小说的形式对世界作出回应的方法。 要知道回应（response）本身，就是负上责任（responsibility）的意思。 而她更提出，如果前人没法面对真相和承担责任，我们作为后人的，就要继续那样的工作，就算我们要面对的，是更多的错误和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