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渊而立

这部电影大概讲了加缪书里的一个观点:荒诞与自杀。

人生是否值得是回答自杀的根本，生活是否荒诞是判断人生是否值得的根本，自杀是解决荒诞的切实手段。

加缪说一人拿着刀去冲击拿着机关枪的阵地是生活的荒诞性。

电影就是由一个个生活的荒诞组成的，一对夫妻结婚生子却没有感情是荒诞，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去容留杀人犯是荒诞，信守一个承诺却被受信人遗忘是荒诞，一个陌生人突然加入另一个家庭而不奇怪是荒诞，为了一个陌生人的热情而出轨是荒诞，孩子喜欢陌生人而不是父亲是荒诞，孩子受伤瘫痪使没有感情的夫妻有了共同的生活目标又成了有感情的夫妻是荒诞，最后生不如死的是这两个荒诞的夫妻，死既是生的反倒是无辜瘫痪的孩子。最后的最后有罪的人还要荒诞的活在生活里，无辜的人本该幸福的生活却想死得其所。

人间是否值得？有的人在痛苦中自杀，有的人快乐中期望被杀。

或许，这对夫妻永远也找不到凶手，因为那凶手不是浅野忠信而是荒诞的生活。

深渊是一步步逼近的，开始，它仿佛是遥远的跟自己没关系的一个黑洞而已。

八坂很客气地出现，利雄很客气地打招呼。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一个刑满释放的无处可去的人，

很尴尬的寄居到以前的铁哥们家里，以为走向会跟锡兰的《远方》一样，或者跟贾樟柯的《小武》一样，总之，有一个为了生存，尴尬的角色。

然而不是。八坂很平静地跟利雄的妻子章江说，他杀过人。很平静地跟利雄说，别担心，我没跟她说过你是同伙。

他甚至跟章江第一次偷情的时候也是平静而克制的——明明深处已如恶龙翻腾，但行为依然很平静，点到为止——正是这种平静，会更加吸引到早就没有感情可言的家庭妇女章江。

八坂客客气气的，甚至是十分有礼节地侵入这个家庭，俘获女儿的心，俘获妻子的心，男主人利雄似乎反应迟钝，眼神有问题，看不见这些。

甚至在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八坂所为，导致女儿变成准植物人情况下，除了出事的瞬间，之后利雄看起来也很平静。跟利雄不一样，女儿出事后，章江就临渊了——她自己以为而已，其实真正的深渊还没有逼近。就这样，八坂消失了，利雄一直很平静，章江一直自以为站在深渊边上。

直到八坂八年前埋好的雷出现——八坂最后寄给孩子妈的照片（和利雄一家三口合影），以及利雄家的地址。八年后，八坂的儿子为了看一眼他没见过的父亲，寻了过来。孩子的出现导致的结果，让章江明白了老公为什么能一直这么平静。

利雄平静地剪着指甲跟章江说：我就是那个同伙。然后又平静地说：你跟八坂睡过吧。女儿变成这样，是我们要遭受的惩罚。从那时候起，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了。

影片到这里，那条深渊才真正地吱嘎一下，在屏幕中裂成一个黑不见底。

利雄的意思很明确：你跟八坂睡过了，你欠我的，我是杀人同犯，八坂没供出我来，我这些年拥有的都是我欠他的。你以前从未跟我有什么心理紧密的联系，这个事后有了（你跟八坂睡了 女儿植物人了），我们是真的一家人了——我们真的开始共同承担一些东西，共同付出代价了。

利雄不是反应迟钝，也不是眼神有问题，他的平静来自于，他觉得这样就两清了。

有人觉得妻子和丈夫之间，本来就隔着一条深渊。片首饭桌上，不管妻子和女儿说什么，问老公什么，他都没反应，只是吃饭，吃完饭去干活。我个人觉得，这个片要讲真正的深渊，是八坂制造开始的。夫妻间的无感只是这个深渊的一个基础。或者说八坂根本就没潦倒他们夫妻、家庭是这种状态，这给他制造深渊提供了更好的便利条件。

八坂本来想做的只是侵入这个家庭，让他们知道逐渐知道，有他和他制造的这么一条深渊随时在你身边，让你坐不得，躺不得，安息不得，目的就达到了。谁料，利雄是个神助攻。在这条八坂制造的深渊里，自掘到地底。八坂，利雄，加上章江都参与了制造这个深渊。相对临渊而立，死反倒是一种解脱，一种福利了。死而不得，那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导演也许是在一个特立故事，在说整个社会，家庭。那种本来就麻木的组合，随着外力的影响，深渊豁然出现。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死来解脱的（这里不是鼓励死啊）——立在深渊旁，坐不得，躺不得，安息不得。

挺有趣的影片，前半部分悬疑感很强，又有一种莫名的甜，一直都在想，到底八坂和昭惠太太啥时会搞在一起，导演营造的那种禁忌、暧昧的感觉太迷人了。后半段缺失了这样的迷人之处，开始着力于男主人的报复，最后昭惠太太要带着女儿自杀，因为她和丈夫都犯了错，八坂几乎是带着神的旨意来惩戒他俩，这真的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浅野忠信的魅力真是特别，这样一个日常穿白衬衫、会弹小风琴的男人跟男主一家三口朝夕相处，的确是危险呐。

——经过安哲老师的数次安利，终于看完了这部电影。

日本导演深田晃司的《临渊而立》（2016）是一部适合结构主义分析的影片，我们在剧情中可以看到拉康在两个经典文本——爱伦·坡的《失窃的信》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劳儿之劫》中所发现的相似结构，在一种简化了的三角关系中，主体之间来回移位、彼此替代，能指在固定结构中流动，最终，杀人者成为殉葬者，无辜者成为凶手，警察成为窃贼。结构主义分析的要点在于，在这些看似“主体”自身能动行为的故事中，往往是人物关系的内在结构和欲望机器召唤了相应的主体位置。换言之，主体是特定故事结构中的位置，而不是处于能动地位的人，当人物发现自己处于行动之中时，往往是情节空间中固有的结构在对他进行召唤。在置身于特定位置的主体被替换之后，替换者仍会发挥类似的职能。因此，在类似的结构主义文本中，人物往往看起来更像是傀儡，动机可疑、前后矛盾。

在这种影片中，分析影片人物的道德立场对于理解导演的目的无异于缘木求鱼，只不过满足了读者在空洞的结构中填入自身情感的意图。悬疑片能够激发广泛讨论在类型上的原因，即在于空洞的形式能够为观众的多样化解读提供空间，不管是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还是在黑色电影，或日本的侦探/悬疑片中（比如深田晃司的这部《临渊而立》），人物的道德立场往往是暧昧的，其中多数情况下甚至显出一种自私的“唯我主义”，其他时候，人物的好奇心导致的动机也会超出了写实主义原则所允许的程度。但是，这种情形在侦探/悬疑片类型中又是合法的，因为我们假定，人物在伦理上的失真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正面的主人公（比如侦探和复仇者）何以在情节的结构滑动中不断变换其能指与所指关系，最终成为和影片中的负面形象——谋杀者、叛徒沆瀣一气的角色。

结构主义分析之于悬疑/侦探类型电影和小说的优势正在于，这两种艺术类型都有一种对伦理解释癖的悬置，它们不关心情节中人物的道德层面，相反，通过不断满足、激发读者/观众的好奇心，叙事快感被创造、堆积起来。当然，吉尔·德勒兹论述过，侦探小说/悬疑电影往往代表了一种保守主义的价值观，通过案件的侦破、凶手的缉拿归案，“平等”“正义”等意识形态实现复置，人际关系出现新的平衡，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势力对比重新由邪不压正向正义战胜邪恶的古老传统回归。德裔电影史家克拉考尔则认为，侦探角色在电影中的成功塑造和流行，以政治中民主观念的普及为前提。他以此解释福尔摩斯形象在英国电影中的兴起和在德国电影中的缺席（在克拉考尔论述的年代，德国“仍未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如果延续这种思路，侦探小说和悬疑片在美国和近几十年在日本的流行，也预示了民主政治的普及和社会的稳定化和保守化倾向。这里姑且存而不论。

在《临渊而立》中，当八坂草太郎（浅野忠信饰）出现的时候，他不仅是一个闯入者，而且还携带着所到家庭中男主人利雄（古馆宽治饰）的“前史”。很快，我们发现这个一夫一妻一女的核心家庭矛盾重重，夫妻关系仅存形式，而八坂很快取代了“父亲”的位置，并且以丈夫的权力“占有”了妻子章江（筒井真理子饰），分析妻子和八坂在这种不伦之恋中的意图，像笔者上文所论，是注定失败的。导演无心地制造了含混，是因为这不是故事讲述的重点，通过回避妻子的内心动机，及她对八坂的纵容中“情爱”因素的比重，故事的重心转化为两个成年男人在家庭中位置的结构性的置换。

草太郎在影片结尾，经过八年的消失后重新被发现，重新穿着白色衣服，表明他再次掩盖了的罪行

影片的前半段，在视觉意象上，八坂被塑造为白衣飘飘、充满魅力的男子，和其刚从监狱服刑八年出来的个人史形成反差；而与妻子的风姿绰约相比，家庭中丈夫利雄的神情则显得萎靡不振、心事重重，且性格不善沟通。这已经暗示，在两个男性人物之间，通过参与同一桩犯罪而形成的“孪生”关系，直到八年后并没有终止，相反，各自生活在对方的“明面”和“暗面”。正巧，在影片时间轴一半左右，也即是妻子章江拒绝八坂发生性关系的要求、女儿惨遭不测前后，八坂把自己的白色衬衣绑到了腰上，露出里面红色的衣服，也成为他即将露出人格潜影、作下犯罪活动的暗示。尽管影片中其他人物的服饰设计可能没有这么考究，但是，八坂作为主要人物，在影片中只出现了这两种着装变化，因此值得分析——在导致萤（筱川桃音饰）下身瘫痪的灾祸现场（影片从未给出细节，凶手无法确定就是他），萤和八坂的服饰颜色都是红色，形成了一组诡秘的对应。在影片结尾，如上所述，八坂经过八年的消失后重新被“发现”，重新穿着白色的衣服，表明他再次掩盖了的罪行，以普通人身份生活。

导致萤（筱川桃音 饰）下身瘫痪的灾祸现场

顺其自然地，在影片的后半段，时间已经跳到了另外一个八年，观众渐渐知道“真相”：原来利雄是八坂参与谋杀的从犯。而八坂儿子孝司的出现，则颠倒了两组人物之间的关系，孝司开始扮演原来家庭中的女儿萤在前半段故事中的角色——影片前半段是无辜的女儿为父亲的犯罪、失信和母亲的出轨欲望“赎罪”，影片后半段，则是误打误撞的孝司为自己从未谋面的“父亲”赎罪。为了不使这组对位显得过于生硬，导演还添加了其他细节——利雄对女儿情感冷淡，但是萤却从另一个迟来的“父亲”八坂那里得到父女亲情的弥补；而在后半段出场的孝司，自幼父亲缺席，却在八坂这里得到了亲情般的收养和宽宥。

如此分析，可以看出，影片中出现了两对稳固的三角形：萤-女儿——利雄（八坂）-父亲——章江-母亲；孝司-儿子——八坂（利雄）-父亲——章江-母亲。不过，这不是一个俄狄浦斯式的三角，而是两个“父亲”之间争夺其他家庭成员的三角。在弗洛伊德叙事的心理戏剧中，父子冲突是核心。而在四个人构成的“三角结构”中，影片冲突的核心不是父子，而在于“两个父亲”。

四个人构成的“三角结构”，和俄狄浦斯情结不同的是，影片中的冲突核心不是父子，而在于‘两个父亲’对家庭权力的争夺

在《临渊而立》的这两组结构中，只有萤-女儿、孝司-儿子，始终是无辜的，利雄和八坂多年前的犯罪活动，以及利雄在八坂入狱的八年中对朋友的不作为，导致伦理秩序的失衡，这种失衡在八坂进入利雄家庭不久、并发现后者生活美满（在表面上）之后，导致了欲望机器的启动。八坂的所有行为，尽管包含着暧昧之处，却都是为了替换利雄在家庭中的父亲角色。而又过了八年，在他消失之后，利雄成为无行动的主体，在知道孝司的生世真相后，剧情再次出现了理解上的差异：1）他希望通过收养孝司来赎罪，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女儿的瘫痪视为自己过错的“报应”（一种古希腊式命运观的改写）；2）他想通过孝司来找到导致女儿瘫痪的凶手八坂（这也是他在剧情中亲自交代的，但不一定可信）。在这个过程中，章江潜在的施害者的身份也更加彰显：对于她是否婚内出轨、和八坂发生关系，影片没有（也无必要）说明，但是她先后四次表现出精神症意义上的洁癖，在接受礼物、捡东西时表现出“对灰尘的恐惧”——多次用肥皂洗手、拒绝其他男人的接触，表明她对自己冥冥中成为女儿凶手情人的愧疚。

影片中最重要的音乐——手风琴演奏的《友谊地久天长》，出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彭斯，本身是一首歌唱友谊的名曲，它和剧情本身的张力关系不言自明。需要补充的是，不仅利雄、八坂二者的关系是某种被变形的“友谊”——利雄以“友谊之名”收留八坂，成为整个影片的起点——而且八坂和章江的隐情、八坂与萤的关系，何尝不是以某种“友谊”的外观作为开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