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入侵

刚刚睡醒了突然在想为什么电影用《野蛮人入侵》这个名字。回顾了一下剧情，我的理解是，当你涉足一个全然陌生的新领域，要以狼狈但又坚韧的野蛮人姿态，去应付新变化，才能生存下来，并有所创造。女主为角色需要去学习武术，训练过程忍受各种惨痛/同时婚姻失败，要兼顾工作与独自养育小孩/私人感情与工作需要的冲突，面临着前夫作为自己电影的男主/戏中戏的女主和一群偷渡者踏上异国等等。生活如同电影一样，面临着诸多新的困境，她在负隅顽抗，同时也在不断寻找自我，在多重角色空间里，“我”究竟是作为何种身份而存在？突然觉得《野蛮人入侵》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啊！

不认为本片是一部成功的元电影。反类型策略也好、女性叙事也好、迷影梗也好，都是要服务主题的。影片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面筹备戏，解构动作片/展示女性困境/展开身体觉醒三个叙事目标在叠套中进行，完成得很好。前夫与僧人也为后面留下了伏笔。影片后半部滑入实拍，进入随意，收尾强硬。对应上半部，要完成的三个叙事目标：解构爱情片/推动身份困境/完成从身体到精神的救赎。由于试图不让观众在“扮演”中分辨“生活”与“演戏”，前两个叙事目标一再被搁置，叠套边际不清晰，以至于三个目标都没有达成。特别是第三个目标涉及到本片的主题，结尾试图强行放入了两段水上行走的镜像画面，草草收尾。

“身体不是思想的监狱，思想却是身体的监狱”——这一主题的确很适用于本片的叙事策略。但是不是有了好的策略就真的能在影像实践中完成一个深刻的主题。后半部分需要解决的问题，远比前半部分复杂、有难度，但是影片却没有真正去面对。女性借由学功夫开启了身体觉醒后，怎么重新看待爱情、自己的母亲身份以及自己在世上的行走身份，这不是要影片给出一个故事结尾，而是要提供一种精神境界。没有就只能强行结尾了。非常遗憾。

作为元电影，本片涉及三层叙事关系的叠套：影片中女主与导演要拍的电影、女主的人生进程以及女导演的现实生活。可惜影片也只完成了一半。这也许是此片不能彻底达成叙事目标的原因。

如果此片交给瓦尔达，她一定会毫无保留。

1、为什么要自己演？ 不是没有想过找专业演员。想过杨雁雁，李心洁。两个都是影后。也是很棒的妈妈。杨雁雁是可以演武打的，我真的有认真考虑过。但是这部电影是关于寻找自我。关于一个人重新得到自己的身体。所以还是必须我自己去经历的。这是导演的自私。 2、为什么要自己去经历？ 我是把拍电影当作一种修行吧？看书也是，练武也是。其实到最后，生活是一场修行。 3、所以你让宫本武藏说“一切都是剑？” 这个故事倒是我听来的。我之前也去学太极推手，其中有个师兄说了这个故事。这个肯定不在宫本武藏的传记里，我觉得他是混合了几个故事。虽然是胡扯，但是挺有意思的，就拿来用了。 4、具体上修行是什么？ 我有一个朋友李红旗，他有阵子学八卦拳。他跟我谈“得体”。不是穿衣服得体那个得体。是“得到”身体“。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科学认识上，我认为没有灵魂这一回事，所有思想意识，也还是属于身体的。我们的所有活动都是电光石火之间的化学作用。去感知身体对认识自我很重要。静坐是一个方法。拍电影是一个方法。习武也是一个方法。 5、自己是什么？ 我也在问。我觉得“自己”是编出来的一个故事。有些故事是先设的，比如出生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还有父母。几乎已经完整叙述你的身分：年龄，地理，国籍，姓名，关系。比如有人问你是谁，基本上就是：我是陈翠梅，马来西亚人，导演，谁谁谁的女儿或妻子或母亲。 在这些叙事之中，少数是选择，比如职业。 6、为什么“自己”是一个故事？ 我们会给自己寻找原因。 打个比方：”我会拍电影，是因为小时候二姐喜欢编故事。“ ”我想学武，因为我父亲是个武痴。“ “我想拍武打，因为最早接触的就是武侠电视剧。“种种。都可能是现状寻找原因。我们都精于这种叙事。 有因果情节的事件就会形成故事。 7、妳的电影好像都有这种叙事游戏？尤其是长片。 《爱情征服一切》里，男人明明已经述说了自己会怎么去骗这个女孩，然后你又让观众看他一步一步实行；《无夏之年》里两个好朋友在一个夜晚回忆童年往事，让后第二部分妳让我们看到美好回忆和残酷真实的落差。嗯，的确对叙事感兴趣。我对一个人如何去叙述一个事件特别感兴趣。 有句话“鸳鸯绣成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就是一件艺术作品，任人欣赏，但是别去说明是怎么做出来的效果。 我偏偏是那个对鸳鸯没有兴趣，老是想看金针的人。 也会是那个以“金针度人”的创作者。

按：

两年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我看了《野蛮人入侵》。影片当仁不让，入列我个人的2021年度华语片十佳之一——事实上，说它是这三年（2020-2022）的华语十佳也同样成立。

如果从现在的时间点计算，那么，距离陈翠梅上一部电影长片，已经过去了十三年。以她为代表的一批马来西亚新浪潮导演，浮沉各异。距离运动发轫，亦有近二十年。奇妙的是，今次电影，本身拥有一股积攒许久的能量，是时下院线片少有的冲动，难寻的活力，它体现在两段式和片中片，还有脱胎换骨的人物设定，改造自我的类型片元素。它是一部马来西亚电影，也是一部华语片，它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也是一部把自己作为方法，把身体作为武器的作者电影。它似乎很难归类，无法界定。但首先，它是一部好电影。

陈翠梅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她拍长片，也拍短片。她出版了《花生与豆腐同食》，去年获颁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的集美·阿尔勒发现奖。当时间线被拉长到二十年的尺度，那么，许多影迷并不了解陈翠梅。一来，她电影没有在大陆发行上映。再者，世界潮流，东风又西风。早于陈翠梅几年创作的阿彼察邦，成名多时。《记忆》选择了国际化运作，六月引进大陆上映，反响不错。《野蛮人入侵》从注资策划开始，就反其道行之，变成了一部投放到大陆市场的电影，风险颇多。

如电影所讲，当一个人的生命进度条被打乱，它会引发惊慌，恐惧，也会导向求生，自救。《野蛮人入侵》并非祭出女性主义，一应万全的付费答问电影。在策划筹备阶段，女性主义话题，尚未在大陆获得空前关注。如果抛开电影本体，只以导演访谈论述做文章，那会变成南辕北辙的游戏。我认为映后交流谈，往往只是一种参照，观众可以听，但要警惕导演的话，不能回答所有问题。正如一部好电影带给观众的，并非强塞直给的单向灌输，而是产生疑问，引发思考。观众与导演之间，不存在应试的标准答案，满分考卷。

再者，如同作为情感的爱，作为技巧的艺术创作，它们都有一个先理论，再实践的重要过程，女性主义亦不能例外。而实践往往因人而异，无法一概而论。在一个人看似轻松愉快的回答背后，它包含了复杂的视角和维度。好比说，陈翠梅对女导演的处境看法，从电影评论者的角度来说，它是可以讨论的。试举一例，三大电影节需要大量女演员出任评委，它到底是一个女性地位提高，还是男权系统运作的结果，亦或者与性别政治无关，仅仅是品牌资本主导，各取所好。

具体放置在《野蛮人入侵》，先于“我是女性主义”，“我是功夫爱好者”的喧嚣嘈杂，它首先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陈翠梅的自导自演，它强调“我”与电影的联结，强过“我”与现实的联结。在电影里失去身份的女子，却通过拍摄这部电影的方式，强化了自己的导演身份——一个被时间和记忆剥夺，又靠身体力行拿回来的坚韧故事。

受制于创作焦虑的电影故事，有人《燃烧》自己，有人长成了孤独而又扭曲的《野梨树》。人人都争挖一口活水井，岂不料，还有人生在了咸水苦海。本质上，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和华语文学，还有马来西亚华人，包括《野蛮人入侵》，都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作家黄锦树坦言，他在马来西亚有百来个读者，台湾六七百，大陆两万多。陈翠梅二十年的电影路，成群或独行，离散或归来，不可能没有寂寞——禁锢很深，被周围吸纳，导致沉默失声的那种。她并没有在电影里舔伤自怜，而是觉醒，融入，挣脱，辟出了一条少有人走的勇气之路。

“万物于我皆为圆满，世上无物可侵害于我。”

——《悉达多》 赫尔曼·黑塞

“有宫本武藏！”

一小友近乎喊耶，比V，说电影里有宫本武藏的故事（故事简介由陈翠梅亲自撰写），导致他很期待《野蛮人入侵》。因他提到翠梅新片和宫本武藏，我就在影展上，把这部日本老片也排上了——很巧不是，是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既放《野蛮人入侵》，亦映《宫本武藏》。

《野蛮人入侵》是在破题处，开讲起宫本武藏的故事。

晚年的宫本武藏，接受了一个年轻人的挑战。两人约好，第二天中午决斗。结果，等到太阳快落山了，宫本武藏才出现。年轻人怒不可遏，却没料到，宫本武藏是故意迟到的。他算计好了时间和太阳的角度，令年轻人直视阳光，一刀毙命。

导演胡子杰跟演员李圆满说这个故事。他的分享如下：年轻人觉得，剑就是一切。但对宫本武藏来说，一切都是剑。阳光是剑，时间也是剑。

他总结如是：以前啊，他觉得电影就是一切。到了现在，一切都是电影。

类似讲法，绝非惊天发现。可只有过去三年，大疫来袭，寰球共命运，许多人发觉，大千万物正在经历一场漫长的战争，人生计划安排全打乱，根本不按照期想中的剧本来写。编剧朋友能接下这个黑色玩笑：我们什么都敢写，但过不了审啊。准确说，是编剧写的，资方不一定采纳，导演不一定拍，剪辑也不一定放进去。即便真拍出来了，前方还有一记夺命钳、一摆剪刀腿，险得很。

日本作家坂口安吾，也有一套他对宫本武藏的研究。他认为，剑术，就是关于青春，人们称之为生命力的那种东西。

坂口也分享了一个宫本武藏的晚年故事。有一天，主君问他，家臣中有你看得上的，掌握了剑术真谛的人吗？宫本武藏不响，久久才答，有一人，都甲太兵卫。主君大吃一惊，这都甲太兵卫，明明是平庸货色，剑术上一无可取，众人皆知。

宫本武藏说，问问他看，平时在想什么。

被召来的都甲太兵卫，自惭剑术低劣胆子小，不指望靠剑来安身立命。他说，自己做好了随时被人杀死的准备——晚上睡觉时，也把剑悬在脑袋上方。

原来，在宫本武藏看来，这，就是剑术的真谛。

年轻的宫本武藏是剑术高手。武士一旦拔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是真实的剑术。为了打倒对方，他会抓住任何能利用的事物，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并非只有刀剑才是武器。所以，他会故意迟到，提前埋伏，或者亮出木刀，去迷惑对手。他利用敌人的胆怯，也利用自己的胆怯，甚至反过来把胆怯当做了武器，孤注一掷，只想取胜。

宫本武藏的对手佐佐木小次郎，一生只输了一次，结果就丢了性命。在坂口看来，当宫本武藏不再接受比武，他就已经死了，他的剑也就输了。

年轻时，我以为电影是一切。而如今，一切都是电影。这当然不是一句矫情的心灵鸡汤。

2010年左右，陈翠梅一度从赤道的大马，搬到温带的北京，生活了几年。中国的电影业，从上游到下游，不仅影评人，就连笑纳红包的娱乐记者，随身都带着一沓剧本故事，等待金主伯乐出现。大家都相信，票房就是神话，电影就是一切。

后来的事……

从2010年（《无夏之年》）到2021年（《野蛮人入侵》），陈翠梅这十来年，没有拍摄电影长片。她离开了北京。中间也有短片出产，可在外界看来，她蛰伏了，半消失状态。这也不奇怪，只有年轻人才会觉得，电影是一切。许多人拍过电影，就跨行，去休息了，成为官员，老板，教授，还有养生专家。

我与翠梅在北京结识。她甚爱看电影，是跑戛纳等国际电影节的资深人士。我们的交流，也比影评人和导演的采访故事多一些。当时，我惯常痛斥冯小刚、高群书，下狠手，用重词，近乎人身攻击。陈翠梅对此有所异议。她认为，一个人最好把时间与精力，用在褒赞好电影上。

同样的十年，我变了，发觉原来我不懂电影。有人可能觉得是自嘲，是扯谎——或者这么说吧，比起以前，我更不懂电影了。

所过者化，所存者神。那，什么是“电影”？

自导自演之余，现实中的陈翠梅，经历了婚姻、育子的身份转变。香港画天投资一百万，《野蛮人入侵》是套低成本制作，可视为动作片，也是如假包换的艺术片。透过电影，你会知道，陈翠梅一直没有远离对电影的思考，对个人身份和东南亚现实的关注，更没有远离她拍摄过的那些长片短片。

表面上，它以尴尬无聊入戏下酒，一半是陈翠梅欣赏的韩国导演洪常秀。另一半，她形塑自我，打女形象附体，拿任何东西做致命武器，是找回身份的《谍影重重》。电影在后半段不加提示，直接进入到拍摄的故事中。前半段的李圆满，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过气的演员。后半段的女人，好像没有了身份，失去了自我，但她又会活下来的各种技能：华语、马来语、闽南话、英语、缅语多种语言，出手快准狠，招招致命。她生活在一个有着惊天阴谋，窒碍难行的世界，她对周围万物，保持警惕和敌意。

对不了解陈翠梅的观众，《野蛮人入侵》是一套内家拳法，导演东山再起，演员整饬自身，努力模仿《谍影重重》，顺带讲解了华语动作类型片的马来西亚电影。她扮演的女人，可能是偷渡的缅甸难民，也可以是忘记身份的间谍特工。电影看上去，似乎只想交代一个开始，并不想去过问结局。

对知道陈翠梅的影迷（未必需要看过或者看全她之前作品），《野蛮人入侵》会显得有趣许多。电影里的演员，其实是导演。电影里的导演，当然只是演员。陈翠梅在电影里放置了自己的困惑，也把身为母亲的观察体悟，都放了进来。

身边生活就能告诉你：很多女性，一旦有了小孩，就没有了自己，更加不可能有“电影”。不少导演，也把电影创作，比作生小孩。陈翠梅也在电影里做了回应：我最讨厌他们讲，你的小孩，是你最好的作品，我不过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管道而已。现实中的映后交流，确实有如此多的观众，希望管道开口说话，“这电影，它到底想表达什么”。可是，你已经看完了电影，它就已经做了回答。导演可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不应该把人家按在台板上，要对方老实交代，坦白从宽。就说生小孩吧，小孩子还会顶嘴呢——你们当时不也快乐了嘛，我不过是你们快乐生产的附加产品。

陈翠梅做的，也不是前无先例的事情。日本导演河濑直美就践行着一切都是电影的创作理论，连自己生孩子，她都能拍成纪录片，摄人心魄。你一定会说，那也太私密个人小众了，没人看。可河濑直美不仅能入围戛纳，还是东京奥运会官方纪录片的导演。

那么，宫本武藏的故事，到底和《野蛮人入侵》有没有更深的关系，毕竟前头讲了这号日本人那么多故事。

有的，正如稍嫌陈旧的比方：契诃夫的枪，一定会响。宫本武藏化为了李圆满的武功修炼，没有了身份的女人，撞得头破血流，不断锤炼、强化、削尖着自己，她能跑、能跳、能打，似乎变成了一样致命武器，要戳破着什么。没错，这是电影，也是剑术。

你自己，电影，都不重要。因为活着，就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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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 硬核读书会

记者：csh

编辑：effy

原文首发于《NOWNESS》2022年第12期

“在南洋 历史饿得瘦瘦的野地方/天生长舌的话本 连半页/也写不满/树下呆坐十年/只见横撞山路的群象与猴党”

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陈大为的《在南洋》里，他仿佛廖廖几句就总结了南洋意象。消瘦的历史、障目的自然与枯竭的故事，是否足以概括东南亚的丛林与海岸？我们无从知晓，但它的风景震慑着我们的眼睛和心灵，我们直觉地意识到，影像可能比话本更适合讲述这里。

我们看到了缅甸导演赵德胤的《再见瓦城》（2016）、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热带雨》、马来西亚导演张吉安的《南巫》（2020）……热带的飓风吹过世界各地的国际电影节，更多的人们开始共享更多的南洋故事。但我们的感受与欧洲与美国的观众不同，我们发现自己可以听懂其中的一些语言——南方的观众尤甚。普通话、闽南语、粤语，还有更多依稀可辨的、来自福建或广东的方言。

我们开始用“东南亚华语电影”，来标识这些华裔创作者的影像。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华语电影可能只是个想象的概念，为了将一些拥有相同文化特质的人团结起来。人们总是需要一些想象，而在“历史饿得瘦瘦”的东南亚，人们总是迁徙，总是说着混杂的语言，这样的想象变得更有重量。

不知不觉，这些创作者已经奔跑了很久。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当陈翠梅、刘城达等马华（马来西亚华语）导演走向世界的时候，当时的电影节系统并没有太多东南亚电影。在2006年的釜山电影节上，陈翠梅的《爱情征服一切》获得了新浪潮奖与国际影评人协会奖。她用清爽的风格，讲述了一个南洋之地的故事，谈论着爱情的虚幻与真实。次年，刘城达的《口袋里的花》再度在釜山收获了新浪潮奖。

人们惊觉在热带的角落，还有一些与寻常不同的影像。在与陈翠梅的访谈中，她说“可能所有的文明在发展到某个阶段都会遇到瓶颈，需要更多的新意和刺激”，这刺激曾经是东亚电影或东欧电影，如今成了东南亚电影。陈翠梅、刘城达和他们的公司“大荒电影”，被称作所谓“马华新浪潮”的一部分。在这些低矮的村舍、随意的闲谈与辛辣的食物里，潜藏着更多的可能性吗？无论是这种想法，还是将他们与新加坡、缅甸、印尼、泰国、柬埔寨、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的创作者视为一体的理想，可能都只是一种高傲，仿佛你所在的世界是大地，而他们只是大地之外的惊奇。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大地，或是在寻找自己的大地。我们能做的只是睁眼去看。

异乡：又一处故乡

当我们说出“东南亚华语电影”这个词组时，就已经在体验某种冲突。华语是不属于东南亚的语言，所以这些创作者可能在寻找自己的大地，但他们不一定需要一个结果。在南洋这拆解成不同族群与岛屿的领域，寻找与迁徙可能本身就是一种状态，他们不断乘着飞机、轮船与车辆，抵达又一处当作故乡的异乡。

赵德胤用《再见瓦城》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提名，柯震东和吴可熙饰演的那对男女，都是从缅甸跋涉至曼谷的偷渡客。新加坡导演杨修华凭借《幻土》（2018）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赢得了金豹奖，这部影片同样聚焦于一群异乡人：新加坡国内没有证件的劳工。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的《妮雅的门》（2015）将镜头对准了一位远离家乡去往台湾工作的菲律宾女佣。陈哲艺的《热带雨》里，烦闷的阿玲是个从马来西亚移居新加坡的中文教师，她从这里去往那里，教授一种不属于两地的语言。而在去年张吉安的那部《南巫》中，在马泰边境，不同地域的文化碰撞再度成为了叙事的重心之一。

这些创作者的影像，构成了一种泛亚洲的世界。迁徙的历史是角色们生存的基础，这可能与东南亚漫长的殖民史与偷渡史相关。但即便如此，“华语电影”也并不是在任何国家都畅通无阻。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泰国悠久的宗教与完备的世界观念或是印度尼西亚深厚的文学传统，可能遏止了华语文化的发展。正如陈翠梅所说，当地的“华人导演”，可能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文化。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更完备的华人教育，则催生了更多的华语作品。华裔导演们有意无意接触的华语文化，在他们作品中那些南洋影像里，微妙而错位地存在着，成为了除了起点与终点两地之外的第三重参数。《热带雨》里爷爷爱看的武侠片，是一种不属于新加坡也不属于马来的、分外遥远的东西。

在陈翠梅的影片里，这种东西有时是底色，在《野蛮人入侵》中，陈翠梅自己饰演的演员，为了扮演想要的角色，经历了一场功夫片式的修行。但它有时则更为直观，在《爱情征服一切》里，它显然体现为马来人混杂的语言：粤语、闽南语与普通话，当然还有马来语。女孩阿萍背井离乡——又是一场迁徙——去吉隆坡投靠阿姨，她有一个故乡的男友，但在新的城市，她又拥有了另一个爱人。但你不必听懂其中所有的语言，也可以理解离别、爱情与电影。

电影：又一种语言

缅甸导演有缅甸的故事，新加坡导演有新加坡的故事。就算是马来西亚导演，也有人要讲巫族的故事，有人要说华人的故事。但是，可能他们的角色经历着相似的迁徙，不止如此，他们自己也在迁徙。就像陈翠梅说的那样，当年她们在釜山获得认可的那些影片，可能在马来西亚本土找不到太多的观众，所以他们需要到电影节去。

可能影像要比话本更亲密一些，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流行的数码相机和非线性剪辑，赋予了他们闲散的风格，这也非常契合她们的主题——热带住民们松弛的生活，错位而混杂的认同感，还有那些表面不起波澜、其实暗潮汹涌的情感状态。对于陈翠梅和她那一代的马来导演来说，甚至她们的制作方式也很松弛。她的《爱情征服一切》只用了一万欧元，拿了三万美元的奖金。于是她把奖金分给了大荒公司的两个朋友，又拍了两部电影。或许这种最大限度利用资金、拿起摄影机就拍摄的创作方式，也是她们被定义为“新浪潮”的原因之一。

她自己也对东南亚华语导演的创作很感兴趣，她就曾组织蔡明亮、赵德胤、陈子谦等创作者共同拍摄了短片，结成了一部《南方来信》(2013)，在大荒公司主导制作的17部长片和8部短片中，这是其中的一部。它的名字又叫“原乡与离散”——比原本的名字更直接地让人想起东南亚华人的迁徙。

当然，曾经“马华新浪潮”的状态可能很难复现。无论是东南亚电影数量的增长、国际电影市场的缩水还是电影节的日趋保守，都让这浪潮变得日趋和缓。但陈翠梅并不为此感到苦恼，对她来说，电影只是其中一种表达自己的语言而已。她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正如她为自己设计的个人简介：

“5岁钉过一个小板凳，8岁开车撞过一根柱子，9岁办过一本儿童杂志，12岁读完一整本科学百科全书，17岁开过一个文学专栏，21岁电脑动画学位毕业，27岁拍过一部《爱情征服一切》，38岁生了一个小孩，41岁决定习武。”

采访陈翠梅的时候，她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她总是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心，所以即便已经经历过太多访谈，她大概还是能说出一些新的东西。她谈了谈自己最近的心得，包括东南亚华语电影的发展状况，和自己对当下电影节系统的思考。她拥抱着最新的科技，说自己学了编程，编写了一个自动写小说的程序，说不定还会用来写剧本；她也对AI绘画很感兴趣，甚至用这个功能制作了自己展览的海报。这个时代发生了许多大事，但她觉得每个时代都是如此。她并不担心未来，想必她总能找到最新的、表达自我的语言。如今她仍处于“习武”的阶段，最近正致力于练习巴西柔术。

陈翠梅：又一次访谈

Q：《野蛮人入侵》其实和您此前的两部长片《无夏之年》《爱情征服一切》都很不一样，有更复杂的类型和更强烈的表达欲，您觉得这是创作生涯中心态的变化吗？

A：我创作的时候，每次都会希望不重复，其实这三部影片都是很不一样的，都是接近当时的年龄阶段面对的一些事情，或是思考的一些问题。《野蛮人入侵》是在2019年写的。2016那年因为怀孕无法工作，然后也觉得自己的身体遭到了破坏，体会到了一种与另一个生命之间的拉扯，可能怀孕也是一种“野蛮人入侵”。但这个故事当然主要是虚构，我觉得电影创作的好处之一，就像它像是人生的实验，其中有真实的元素，但你也不需要真正去经历。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字创作，可能都是我的一种思考方式吧。

Q：您同时创作不同篇幅的艺术形式，包括小说、短片、长片，您是如何看待不同体量和媒介的作品的？

A：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短片，首先它不那么商业，它也因此比较自由，比较容易执行。其次呢，它的投资和回报虽然没那么大，但人家给你钱拍，你就可以去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工具或是理论，它也可以因此成为你的机会。我个人会倾向于拍短片，但很多人还是以长片看作是定义自己的标准，毕竟短片的推广度还是不如长片。我之前在微博上写的微小说（可参见微博@陈翠梅微小说），更像是一种艺术实验吧。当时是2010年我刚搬到北京的时候，我觉得微博的140字限制很有趣，就给自己安排了个任务，每天必须写一篇140字内的小说，当作自己的艺术实验。说是“每天”，其实每次都是到了23点50几分才写（笑）。

Q：十年前您的微博也引发了很多讨论，您最近还在进行什么样的艺术实验吗？

A：我其实之前学了编程，我之前还写了一个程序，可以自动写小说。我只要输入一个题目“悲伤的故事”、人物、场景什么的，它就可以自动生成一篇小说，挺有趣的。但我做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编程学了一段时间也没学了，我本来学的时候是想要用程序来写一个短片的，因为它确实挺适合写剧本。最近我在玩AI绘画，比如我最近做了一个艺术展览，它的海报就是我用AI画的（笑），你可以输入你想要的知名设计师的风格，再加上一些主题和元素，就可以自动生成一张图画。

Q：您对于体验AI艺术创作的领域真的非常热情。

A：其实《野蛮人入侵》也有类似的思考。有人跟妈妈的角色说，“小孩就是你最好的作品啊”，其实也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一开始听到是很生气的，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没有任何创作，这个小孩完全就是DNA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最多也只是一个“3D打印机嘛”！但我接下来慢慢就会思考，我其实也只是以为自己创造了作品，但其实所谓的小说、电影是完全不受我们控制的，只是我收集、组合了一些元素而已，这些想法很少有属于我的。我们只是进行了重组，然后就说这是自己的作品，未免有些太自大了。到了AI时代，这个问题就更明显了，凭什么你画的画、拍的照、组织的语言编码就是自己的作品？这其实与DNA重组没有太大的分别，你只是提供了一个载体或者视角而已。就像我们质疑AI不懂爱、哲学和情感，好像我们只能通过这些来分辨AI，但其实真正懂得这些的人类又有多少？

Q：这是非常有趣的视角。您也提及了语言的编码，您的影片里语言的构成很多样，包含了普通话、粤语、闽南语、马来语等等。您可以聊聊这种语言文化的混杂吗？

A：马来西亚人的语言环境本身就很复杂。比如我自己小时候只和家人说闽南语，到了上小学，老师才教我们普通话。等到上中学，我当时上的是马来西亚的公立中学，而马来的官方国语是马来语，所以就也要开始学习。而到了私立大学和工作的时候，又需要用英文来沟通交流。其实我的电影已经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在真正的生活里，有时你讲一句话就要混杂很多不同的语言，就像是“马来沙拉”（马来语“rojak”，混合各种辣香料与水果的拌菜）一样。我在创作的时候，一般一开始是先用中文思考，然后再翻译成英文，这样和国际团队沟通会比较方便。当然，不同语言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有时在翻译过程中，我反而会发现一些新的灵感。而到了片场，我许多演员只会说特定的方言，这也会影响影片的调性，我都会在这些过程中补充自己的创作。

Q：这种混杂在东南亚可能比较独特，您可以谈谈东南亚华语创作者的状况吗？

A：东南亚不同国家的状态都不太一样。马来西亚其实有比较完整的中文教育系统，所以除了我们这些马华（马来西亚华语）导演之外，你还可以听说很多马华作家，比如黄锦树、张贵兴，或是许多马华歌手，像是梁静茹、张栋梁、戴佩妮等等。但马来的中文教育在全球其实是很特殊的现象，这里有很完整的中文报章、杂志。最独特的是，它其实是一种不受国家承认的、民间自发组织的教育系统，马来西亚华人其实是有一段抗争的血泪史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其实也说明马来西亚华人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并没有完全融入社会。他们不像印尼华人或是泰国华人，他们可能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文化。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怎么看过泰国华语电影，但我其实有很多泰国导演朋友。他们很少说自己是华人，他们的创作中也不会有太多的华语元素。这一方面跟印尼、泰国等地的排华因素有关，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的华人尤其有钱，他们倾向于把孩子送到欧美去留学，可能也因此跟华人文化越来越远。

但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化里有一种比较讨厌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悲情感。好像只要你是华人，你就有义务去捍卫“华教”，有时我会觉得这太过民族主义，这其实是不太符合当下时代趋势的东西。包括我自己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有一种优越感，就觉得我们的根基属于文明古国，老师也会教我们拥有几千年的文化。这很容易让我们歧视、或是不愿了解其他族群的文化，这种优越感也会在马来西亚制造一些社会问题。

Q：那么马来西亚的主流电影是什么样的？

A：马来西亚的爱国电影主要聚焦于各大族群的团结吧。其实马来西亚华人也只占了20%，而华人市场也比较分裂，马来的三大族群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所以主流电影就是要让这三大族群和谐共处，比如马来人和华人恋爱什么的。我自己可能其实对社会议题不是那么关心，所以像《野蛮人入侵》这样的电影，虽然也有一些现实因素，但在马来人看来可能不太真实。

Q：您自己也推动了马华电影的发展，包括2005年创办的大荒公司，这些年来主导制作了17部长片和8部短片，扶持了许多青年创作者。可以聊聊这十几年来的经验吗？

A：其实一开始也非常自然，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当时都是在马来电影学会放映自己短片的朋友，就想到自己组建一个公司。当时刚好数码相机和非线性剪辑兴起，很容易就能自己拍电影，也刚好遇到电影节要放映。我们拍的东西在马来西亚是没有人会看的，但对欧洲人来说，忽然看到这种东南亚电影可能觉得很新奇。

可能所有的文明在发展到某个阶段都会遇到瓶颈，需要更多的新意和刺激。所以我们也是恰逢其时，当时进入电影节很容易。我当时在釜山电影节上拿了三万美金奖金之后，就把奖金分给了两个朋友拍片，慢慢就越拍越多。但如今这种情况很难再复现了，现在东南亚的电影可能比之前多了五倍，电影节可以选择的影片太多了。而且现在国际市场的情况比较差，电影节的选片策略也倾向保守，大多会放映更适合他们本土观众观看的作品，不太会像以前那样冒险了。

Q：您这十几年来一共也接触了许多亚洲不同地区的电影创作者，您觉得当下的年轻创作者有什么特质？

A：现在许多经过电影节挑选的片子有一种特质，就是很多评委、课程、讲座一系列改下来，每个青年导演的片子都像是大师之作，各方面都很优秀，我可能称之为“大师班”电影。电影是很优秀没错，但我有时候就觉得太标准了，或者是在模仿一些东西，反而失去了灵气。而且现在很多导演好像其实没有想要表达的东西，只是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导演”才去做，这样可能就会让电影显得比较空洞。其实有时候可能不必太在意电影节或是其他的评判标准，找到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才最重要。

Q：您最近的阅读与创作状态如何？

A：我很久没有阅读和创作的状态了，看电影就更少了，我读书一直比看电影多。最近我都在练习巴西柔术。其实电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只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就像《野蛮人入侵》里讲，宫本武藏说“一切都是剑”，对我来说也一切都是电影。

片名取自女性思想家阿伦特的名言：“每一次小孩的诞生，就是对文明社会的野蛮人入侵。”在导演看来，小孩的成长意味着由野蛮状态被文明社会规训的过程。

影片中身体是被使用的、作为对象化存在的，随着影片不断推进，女主陷入短暂性失意，但属于身体记忆她从未曾遗忘——无论是拳击路数还是多国语言。最终，也恰恰是那个抚慰伤痛的“吻”，由肌肉唤醒了她有关灵魂和自我的记忆。

而贯穿影片始终的拳击动作，便是使用身体的外化表现。导演认为，拳击重在步伐的闪躲，体现出人类原始的生存本能和求生欲望，意味着自我保护和与世界的对抗，同时也是唯一能感受到身体被自身拥有的体现。

路演过程中，有嘉宾对此评论：“所有的外在都是野蛮的。当你作为主体本身时，你便拥有了能对抗一切的能力。”

影片分为四个阶段，也可称为圆满作为女性的觉醒和自我找寻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无自我阶段。生活主线始终围绕自己的孩子，即使在练习拳击、在工作，也始终放心不下家里有个孩子；第二个阶段——习武阶段，逐渐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第三个阶段——失忆阶段，试图建构自己的故事，尝试寻找“我是谁”的答案；第四阶段——大梦初醒，在虚实之间、正式踏上寻找真谛之路。

“我是谁？”是影片贯穿始终的终极命题。影片中，圆满是妈妈、是演员、是拳击初学者、是男演员的前女友、是导演的工作伙伴……但摒除这一切的身份、职业、关系，我们试图向内询问自己的内心——我究竟是谁？

影片中的圆满通过由果寻因的方式寻找自己内心的身份认同。在导演看来自我是一种主观化的概念，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是虚构的、是为使发生事件合理化而人为建构的理由，而所谓的真实究竟在哪？到底是你选择了成为什么样的自己，还是由你无法选择的事把你推到这里、故此你成为了自己？我想这也是导演正在找寻的答案。最后的结尾留下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开放性思考，也为观众留下了在现实中继续追问和思考的空间。

在映后交流环节，我印象中最为深刻的，是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女导演陈翠梅的一句话，她开玩笑地说：“我编了个剧本，里面自己是名（影后级）演员，最后在现实中获了个马来西亚影后。”这位集导演、编剧、表演才华于一身的女性，实乃吾辈楷模。同时，也借由这部独特的影片，让我们看到东南亚华语电影多元化探索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