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雾之间

《约翰福音》云：我出生就是给真理做见证的。

这种口吻今天再也见不到了。当然，其实当年的哲学家们也不遑多让，他们也决不缺少也从来这种为真理做见证的勇气。亚里士多德直接了当地宣布他心中理想的人应该是：“他又必须是爱憎分明的，因为隐藏起来自己的感情——也就是关怀真理不如关怀别人的想法如何——乃是懦夫的一部分。”他的另一句名言更为我们所熟知：他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不过，或许很多人更愿意赞同彼拉多的说法。圣经里面耶稣说：“凡出于真理的人，就听我的声音。”彼拉多反问一句：“真理是什么呢？”怀疑主义作为一种严谨的学派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倾向它的人依然大有人在，可是还有什么比这句反问更有力：真理是什么呢？

是啊，真理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谁自认自己是无罪的，谁就举起石头。可是电影里面的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举起了他们石头，砸向他们心目中的罪人。当他们都以圣经为至高无上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以此为权威来做，所能做的仅仅是对此做不同的阐释。可是，倘若对手举起的是《可兰经》呢，你的真理和我的真理更加赤裸裸地相撞时，那又什么是真理呢？

我们往往害怕那些自称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那些人有着太多的狂热和不宽容，这个时代不需要狂热，某些东西必然是错的：暴力、屠杀、迫害……

真理必然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英语里面说 a lie,但是却说 the Truth.

比如，Hypatia 的真理是知识，是真，而基督徒们的真理是天国，是十字架。当两种都不容退让的至高无上的真理相撞时，那么则只能是弱者在肉体上被屈服。在思想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一种学说是会屈服而认输，总是支持他们的人死光了之后，然后才渐渐被人们所淡忘。说服对手几乎从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比如，作为反偶像崇拜的基督徒们，面对偶像崇拜的埃及诸神，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去嘲笑，容忍是一种罪恶；而作为埃及异教崇拜者，他们的侮辱当然更不可接受。那么，我们的神要求我们去杀死你们，那是不是十足的正当呢？

再再比如，基督徒们自己也是争论得不可开交的。为三位一体问题而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电影里的这位迫害 Hypatia 的亚历山大城主教 Cyril，在历史上跟另一位君士坦丁堡主教 Nestorius 就闹翻了，后者被宣布为异端。到后来他们争论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也许近乎无聊。例如，圣子和圣父是同质还是类质的？耶稣身边的光是受造的还是非受造的？圣灵也来自圣子吗？大部分人可能对这些问题应该都是兴味索然，可是这些在当年可是事关生死的大问题。

不过，有时候我甚至会想，曾经那么锐气的年代啊，相比今天，倒是政治正确成了不能碰的最高真理。

确实，在真理问题上不容任何退步……尤其是拯救这样关乎身家性命的事情……倘若真神存在，也许他也不见得会赞同今天的宽容。因为，宗教宽容也许只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神学的问题。至少，宽容对于真理并不是一个终极的回答，而只是一个妥协的答案。

可是，每个人都真的不曾屈服么？Davus 在扼死 Hypatia 的时候，也许他是在为自己的过错而弥补自己的良心吧？可是，他是清楚知道 Hypatia 是无罪的，那么此时他的良心又在何处呢？为什么不愿意听从良心的召唤宣布 Hypatia 是无罪的呢？他害怕的是什么？是基督徒兄弟们的责骂么？当面临帝国的迫害和屠刀的时候，殉道者们有着十足的勇气，因为他们失去的是生命，赢得的是褒奖乃至于封圣。可是，当面对自己人的认同的时候，他们依然还能有着十足的勇气么？

倘若每个人真的倾听他们的真理的话，真的以至于血流成河么？

希帕提娅（Hypatia，公元350年与370年间－415年），西方古代著名的女性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活跃于罗马帝国晚期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城。据说拉斐尔名画《雅典学园》中的那位白衣女子便是她。希帕提娅的父亲及导师席昂（Theon），是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最后一位名传史册的数学家。大约在公元400年时，希帕提娅凭借卓越的学识成为了亚历山大城柏拉图学派的领袖。她除了进行个人的研究之外，也热心于教学，其声名之大既招来了外国热切求知的学子，也引来了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虽然她本人的著作全都亡佚，但她智慧的形象却得由同时代人的记载而流传千载。与之一同流传的还有关于她美貌的传说，以及悲剧性的死亡。

《城市广场（Agora）》正是一部以希帕提娅为主角并着力刻画其悲剧结局的西班牙电影。Agora是一个希腊词，直译为城市广场。古希腊城邦的城市广场是公民聚集议事之所，因此agora含有公共政治空间的意义。在影片中，正是聚集在城市广场上的狂热群众最终导致了作为希腊文明象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与希帕提娅的毁灭。影片以Agora为题，其意大概就在于此。

电影所展现的是亚历山大城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社会图景，其中群众的狂热源于迅猛发展的基督教信仰。自草创以来持续几个世纪的迫害并没有瓦解基督教，反而不断刺激了其时而松弛的神经并帮助其克服了内部的分裂。到了四世纪晚期，罗马帝国原来的国家宗教多神教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而基督教却如旭日东升大有席卷帝国之势。最后一位信仰多神教的罗马皇帝尤利安于公元363年死于波斯战场，而狄奥多西大帝终于在380年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异教象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以及希帕提娅所教授的哲学，难以见容于宗教激情日渐高涨的基督教信众。尽管希帕提娅的学生中不乏著名的基督徒（比如后来成为托珞麦斯地方主教的辛奈西斯Synesius），但狂热的群众从不愿屈服于逻辑，更何况她对埃及总督欧瑞斯提斯（Orestes）（在影片中他是希帕提娅的学生与爱慕者）的影响已成为主教西里尔（Cyril）扩张自己势力的障碍。于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终被摧毁，而希帕提娅也难逃暴民的毒手。

影片主线围绕希帕提娅的活动展开，主要包括她的教学研究活动以及对宗教狂热（无论是多神教的，还是基督教的）的抵制。在其中还穿插了她以月经布断然拒绝求爱者的著名传说，在影片中后来成为总督的欧瑞斯提斯充当了这位失败的求爱者。影片的另一线索则围绕虚构人物达乌斯展开。达乌斯是希帕提娅家的奴隶，一直偷偷地崇拜并爱慕着女主人，然而奴隶身份是他难以逾越的鸿沟。与此同时，宣扬兄弟之爱的基督教逐渐吸引了他（这也正是基督教在下层群众中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爱情与信仰的冲突，他终于选择了信仰。然而，基督教信仰带给他自由的同时，也将他卷入不断的宗教仇杀。当他对信仰日益困惑之时，他得知下一个谋杀的目标就是希帕提娅。尽管他试图拯救她，但最后还是无能为力。除此之外，达乌斯对希帕提娅的默默爱慕也与欧瑞斯提斯咄咄逼人的求爱形成对比。影片以希帕提娅与达乌斯的两条线索彼此呼应，展现了剧变时代人们所遭遇的心灵冲突与现实困境。

从故事梗概来看，剧情发展理应颇富张力，然而实际观影的感受却并非如此，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影片情节稍显破碎、矛盾冲突缺乏力度。贯穿影片始终的理性与宗教狂热的矛盾本应是影片主线的推动力量，然而电影中描绘希帕提娅探索地心说的部分虽然本身的铺垫及推进都很完整，却游离于主要矛盾的发展之外。于是，电影一进入到希帕提娅进行科学探索的相关段落就好似进入了世外桃源，情节的时钟便静止不动了。至于影片副线，其主要的问题则在于矛盾冲突缺乏力度。影片中，无论是达乌斯的奴隶身份给他带来的痛苦，还是基督教兄弟之爱对他的吸引力，虽然都有所表现，但总是蜻蜓点水浮于表面。而且，希帕提娅对他的关心与欣赏，实际上也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影片所给他设置的抉择的困难。这些问题使得影片对他命运的安排显得过于刻意，而且也削弱了他内心冲突本该具有的强度。另外，影片通过他的行为所表现出的他对希帕提娅的爱慕甚至还不如欧瑞提斯，毕竟欧瑞提斯还在西里尔面对面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拒绝背叛希帕提娅，而达乌斯所做的却只是帮助她痛快地死去。

电影着力表现的是基督教信徒的狂热与希帕提娅及其代表的理性的冲突，然而对此矛盾的刻画却未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要知道，希腊哲学并非完全与宗教信仰无涉，亚历山大图书馆本身即承担着多神教的宗教职能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影片开始图书馆中举行的祭祀仪式也反映了这一点），而希帕提娅所属的哲学流派也很可能是富于神秘主义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从历史的角度看，希帕提娅所秉持的理性很难说没有摻杂宗教信仰的成分。然而影片在对希帕提娅形象的刻画中回避了她对多神教信仰的态度，特别是后来她对辛奈西斯的表白——“我必须怀疑”——几乎使她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当然，电影并非历史著作，简化矛盾有时也有助于突出主题与人物，不过如果充分描绘现实矛盾的复杂性也可能为电影带来更加丰富、深刻的意义。

尽管希帕提娅的理性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但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希帕提娅与基督教狂热的对立完全理解为两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恐怕也简化了问题。这种理解等于完全否认了现代理性的历史根源，并且也无法改变对希帕提娅所施加的暴行的恶劣性质。关于希帕提娅的死，历史记载远比电影中的安排更加惨烈残酷。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关于希帕提娅有如下叙述：

“数学家席昂之女希帕提娅，受其父学说启蒙，她以渊博的评注，精准完备地阐释阿波罗尼奥斯与丢番图的理论；她也在雅典与亚历山大城公开讲授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这位谦逊的处子颜如春花初绽，却有成熟智慧，她拒绝情人的求爱，全心教导自己的门徒。最荣耀、最显赫的大人物们，个个迫不及待地想要拜访这位女哲人。而西里尔以忌妒之眼，盯视她讲学处门前云集的冠盖车马、随从奴隶。于是在基督徒间谣言悄悄散开，他们说席昂之女是罗马官方与大主教之间握手言和的唯一绊脚石。这块绊脚石很快就被移开了，在一个致命的日子里，在四旬斋的神圣斋期里，希帕提娅被从她的两轮车中扯出，衣物给撕得稀烂，一路拖到教堂，并遭礼拜朗诵士彼得（Peter the reader）、一群蛮人与残忍的狂热分子们，以徒手毫无人性地屠戮致死，尖锐的蚌壳将她的肉从骨上刮下，还在颤抖的断肢则被投入火中。正义的调查与惩罚最后因适时奉上的礼物而作罢，但希帕提娅的谋杀案，已在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的人格与信仰上，印下无法拭除的污点。” （转引自维基百科“希帕提娅”中文词条）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此类谋杀尚被视作可耻的罪行。不幸的是，当基督教最终巩固了自己的支配地位，对异端的残酷暴行也成了值得赞美的举动。事实上，到了公元七世纪，教会人士关于希帕提娅的记载便已然将她描绘成了巫婆样的人物，并将对她的谋杀视为“摧毁了亚历山大城中偶像崇拜最后的余毒”（转引自维基百科“希帕提娅”中文词条）。自然，宗教本身从不能杀人，但狂热的宗教信徒却可以。也不止是狂热的宗教信徒，很多打着“真理”、“科学”旗号的理论的狂热追随者同样在历史上犯下过累累罪行。他们的狂热源自对所信仰对象的轻率肯定，这种轻率因而也轻松的肯定封闭了他们的思想，使得他们乐于接受现成的解释而拒绝怀疑，更甚于此的是，他们不仅自己拒绝怀疑而且敌视一切异议。于是乎，初衷再美好的宗教、理论，也难免种下龙种收获跳蚤。尽管如此，对于背负沉重的现实生活的人们，形形色色真真伪伪的信仰依然以其种种许诺种种诱惑吸引着他们。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著名小说《你往何处去》描写了在基督教横遭迫害的时代主人公艰难地追寻信仰的故事，其书名正仿佛坚定信仰对迷途羔羊发出的呼唤。可是，迷途羔羊们要小心，当坚定信仰必需血腥来彰显，你也应该问它一句：你往何处去？

     看Luc之前的评论，我其实是把这个片子当作好莱坞黄金时代“罗马大片”东山再起来期待的，结果相当出乎意料。
　　
　　尽管都有满银幕的宽袍大袖和大理石建筑，可当年的好莱坞，决不可能拍出这种电影。
　　
　　新意之一，是女性的视角。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世上有什么铭刻在女性DNA里的“女性视角”，虽然很多女性主义很爱讲这个，我只是说这片子是从一个女性的眼光来反映时代的。希帕提亚根本不在乎肉身的性别，她把沾满经血的碎布丢在Orestes面前，用肉身的丑陋击碎了少年的痴心妄想。她认为只有精神的追求才是导向完美的唯一途径，这就是古希腊理性精神一脉流传的魅力。

 　　
　　我说的女性视角的新意，是指用女性角色来担纲一部史诗大片。这在当年的好莱坞大片里，是极少出现的（除了《埃及艳后》和《圣女贞德》等有限的几部）。男人古铜般的肤色和晶莹的汗水，照罗兰·巴特的话来说，是罗马神话永恒的组成部分。而《城市广场》讲述的，却不是男性彰显荷尔蒙的history，而是一个女性追求和谐与完美的herstory。

 
    新意之二，是对基督徒的刻画。发生在庞大的罗马帝国的故事，总让人联想起《宾虚》、《十诫》、《圣袍千秋》等宗教传说。实际上，居住在当年的罗马帝国的，还有摩尼教、犹太教和罗马多神教的信徒。那些好莱坞宗教故事反映的，只不过是被基督教化的西方社会对自身历史的想象而已。早年对这些民间故事的影像化，跟《孔夫子》、《武训传》一样，都是在利用一些民间口口相传的道德故事来与大众接轨，以完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再生产。
　　
　　而《城市广场》对基督徒不但没有一点美化，还揭开了历史上他们偏狭残暴的一面。当然，多神教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毕竟罗马多神教已经随风远去，对基督教的批评，才是与现下相关的。联系到欧洲今日的种族和宗教冲突，阿曼巴的诉求可谓用心良苦。

 
    查了一下维基，历史上的希帕提亚死得比电影中凄惨百倍，据说是被基督徒从马车上劫走，拖到Caesareum教堂，活活剥皮斩碎，死后肢体还被火焚。片中让她被达乌斯闷死，算是稍微照顾了一下观众的神经。
　　
　　影片在Orestes求爱那场，伴着笛声将镜头一直拉大宇宙的“超大全景”，乍看觉得奇怪，后面看多了，才明白这是导演在对比宇宙的浩渺、有序与人间的自大、纷扰。包括多神教徒与基督徒冲突那一场，也多用高空俯瞰的视角。与黑泽明的《乱》一样，是在悲悯世间的残忍。不一样的，是阿曼巴没有相应加入个人仰望天空的主观镜头，高调的用意表达得急躁了些。
　　
　　这片子里的CG技术用得既承载用意，又不脱离实况，算是比较好的。不过能撑起“史诗电影”名号的，远不止这些技术层面。影片对罗马人的生活表现之细致，令人赞叹。饮食、体育、教育、娱乐都有精细的表现，足见西方罗马史学的发达。中国要做到这一步，还早得很。我们忍受古装烂片的骚扰之路，看来还遥遥无期。
　　

在我看来，影片唯一的不足，是对希帕提亚的学术先进性强调得过了一些。古时候的学术照现在的眼光看，往往是巫术、数术、科学混杂的，即使在理性昌明的希腊哲人中，也是这样。过分强调她取得的成就与今日科技的合拍，固然可以加强用今日理性破除宗教执念的诉求，却反而可能埋没历史的真相——难道一个绝不出卖自己信念的巫婆，就不如一个女科学家高贵了么？实际上，科学理性正是今日最大的邪教。

 
　　蕾切尔据说是剑桥大学毕业，尽管如此，或许是《木乃伊》里面那种胸大无脑的印象太深了，对她出演这种知识分子角色，我总会产生屠妇绣花的不雅联想。其实她沉静的一面表现得还不错，只是在人前阐述观点的时候，总表现得有点女高中生般的手足无措。这可能是有意设计的，但历史上据说希帕提亚可是“懒见生人，但是在一群男人面前也落落大方”啊！
　　
　　片中多次出现了埃及科普特教会的象征，我忍不住想象，欧洲宗教界会不会因为这部电影是批评科普特“异端”的，就能稍稍放开一点胸襟呢？待考。
　　
　　我一直认为，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电影。从这部电影在欧洲票房飘红，已经可以看出欧洲观众素质之高。妇女运动、后现代史学、多元文化观，已经在电影市场上开花结果，足以容纳这种气味独特的“人文史诗”。而对宗教偏执的反思，说明导演对如今欧洲的族裔冲突不但关注，而且跟希帕提亚一样，有自己坚定的立场。这部批判宗教偏执的电影，却在历史上宗教审判为祸最烈的西班牙诞生，岂非一个奇妙的耦合？
　　
　　那我们呢？难道说，别人已经看到了他们眼中的刺，我们却还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么？

如果要为电影写一句短评，那么我所能想到的话就是：这是一段伟大的历史，但是作为电影，它被处理得如此单调且冗长。 Hypatia若是生在这个时代或许依旧还是会被归为异类，只因她所爱的是天文和数学，而不是一个男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很多道德观的形成是莫须有的，它们给“爱”这个单纯的字眼强加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枷锁。若是一个人或一个时代追求自由，就不应该只看到自己眼中的“自由”，而无法包容他人眼中的“自由”。恶意的诋毁和践踏像是农药，摧毁一代又一代人的彼此的芳华。

这个影评其实讨论的是爱情，而不是电影本身。总有那么一些人，就是缺少“宁缺毋滥”的感情观。出于友情也好爱情也罢，事实上他对于一个人根本没有好感，甚至说不定还有一点反感，却因为受不了自己一个人寂寞，就草草决定开始一段友情或爱情。因为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人，自己谈起情感来就更加宁缺毋滥。何况也不乏莫名其妙的情感决裂，总是对于一段陌生感情的萌发怀揣着更加不确定的心态。要是不想受到伤害，恐怕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反正现在也没有恋爱，去表白获得回应就是收获，没有获得的话也只是回到原点而已。只是这种希望到失望的落差，是不是总免不了让人难过呢？

 我的一个友邻，读高中的时候喜欢着一个男生。高中三年过去，这段感情依旧藏在心底没敢说出口。他注册了一个豆瓣账号，然后用那个男孩子的照片做了头像。不过后来，一个认识那个男孩子的女生，上豆瓣发现了他所注册的页面。女生在Q上跟男孩子提了这事，男孩子最后跑来跟他求证。他只好装疯卖傻，然后悄悄改掉了主页的所有信息——包括账号的名字和那个头像。他带着苦涩又酸甜的语气，跟我分享这段根本就未曾开始的恋爱。一段本来因为喜欢而开始的情感，不知为何最后却落得“过街老鼠”般的下场。


原本写《一个人的恋爱》这篇文章，多少是为了自勉。却没想到触到了许多友邻的年少回忆，纷纷都发来豆油跟我诉苦。有时候感情还真是奇怪的事情，藏着掖着一辈子不说，其中一个当事人或许一辈子都不知情。而感情被曝光后，未必又一定有好结果，我那个无奈的友邻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使是映画，也有很好的佐证：《情书》里的藤井树喜欢着与自己同名的女子，然而答案揭晓后只是落得一阵唏嘘罢了。有一些期待，只是为了刺痛你的心而已。感情的复杂还在于它除了原本两情相悦的本质外被强加了太多东西。且先不讨论“宝马”和“自行车”这种低端问题，单是人的属性就已经千差百异。

活在当下，看起来似乎是前所未有发达的一个时代。然而科技的发展，就代表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当代人膨胀和虚荣的心理，在大大小小的社交网站一览无余。事实上，这并不是这个时代才有的问题。上文提到的Hypatia，就是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最后惨死。Hypatia死后的1700年，才有人再次证明了“行星是沿着椭圆形轨道运行的”这个她早已发现的论点。关乎于群居社会的群体性攻击行为，也是我早就讨论过的问题了。先于他人，若在一个群体来说注定是可悲的。而先于他人的情感，多少也将是一样的下场。


有一些期待，只是为了刺痛你的心而已。但是那用如何呢？执念于一些美好，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得不到回应也并不是你的错。没有人能完全正面判定一个人的功过，正如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对你下一个属性或者定义。你又不是他人精神上的提线木偶，何苦要跟着他人的思维和意念走？“做自己就好”这样的话听过很多吧，缺的只是下定决心去行动罢了。道德伦纲和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求证或臆想出来的，你当然可以有自己不一样的想法。世间万物本无常，做跟逆风的芳草那又怎么样？反正人生啊，过下去就是了。

（芷宁写于2010年3月1日）
   通常导演亚历桑德罗·阿曼巴的影片都不会令人失望，《城市广场Agora》亦然，特别是影片后半部分完全可以将用心观看的观众彻底征服。
   这次阿曼巴将公元4、5世纪的埃及女学者希帕提娅（Hypatia，也译为海巴夏、海帕西娅）的遭遇搬上银幕，并以此为依托，展开了苍凉悲哀的历史画卷。如果仅仅着眼于爱情纠葛的观众，那就显得过于偏狭了，这部影片充溢着恢弘磅礴、庄严悲鸣的史诗气质，仿佛回溯到历史长河中黑暗而血腥那一页，将宗教狂热分子以及个人权利主义者对于历史和文明的践踏、阻隔和毁灭，以极其宏大又精细有致的方式留在胶片上，更留在人们心底，仿佛一种警醒与反思。
   彼时的亚历山大城学术气息浓厚，藏书颇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那个时代科学与知识的象征，数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新柏拉图学派的代表希帕提娅，这位馆长之女，天赋出众，智慧与美丽并重，毕生致力于对古代科学文明的收集和修正，又不断钻研出新发现，并将知识传播给自己的学生。
   处在知识启蒙时代的亚历山大城同时也处于宗教狂热蒙昧的气氛中，注定难逃一劫。这座繁华而瑰丽的城市处处涌动着骚动和不安，居民混杂，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等虽共享着这座城市，但各种宗教信仰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常常争个你死我活。想反击猖獗基督教徒的多神教，不幸被基督教和犹太教合伙给收拾了，两派教徒们摧毁焚烧了多神教的神像和建筑，打死打伤多神教信徒，几乎毁掉了图书馆。之后，基督教又和犹太教发生争斗，在前一次暴动中壮大的基督教，对犹太人发动了血腥屠杀，最后以幸存的犹太人离开亚历山大而告终。
   身在多事之秋，无信仰，或者说只信仰哲学真知的希帕提娅极力保护馆中所藏图书，保护文明的传承，也保护人的性命。在多神教对付基督徒时，她保护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在基督教暴民屠杀犹太人时，又敢于质问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主教西里尔的罪责。在犹太人离开后，充满政治野心的主教西里尔开始将标靶对准了科学和权力，希帕提娅钻研的天文学，显然是对基督教的对立面。
   宗教之所以有其残酷的一面，源于它的不自信，源于它的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只有用暴力和血腥封住真知的眼耳口。当人们被宗教热情煽动到失去理智时，一位史上不可多得的女学者便成为死得很惨的女子。虽然，片中的死亡处理算是减轻了罹难者的痛苦，但现实中的希帕提娅没有那么幸运，她被基督教暴徒拖到教堂里，他们剥光她的衣服，拔光她的全部头发，然后用锋利的牡蛎壳把她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刮下来。最后，把她还在颤动着的肢体投入熊熊的烈火之中……她死后，她的大量藏书被焚烧，用来给公共浴室的水加热。
   文明已死，希帕提娅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宗教蛮横的车轮狠狠地碾过了她柔弱的身体，她的死已被定义为“文明消失”的象征，在她死后，亚利山大城也逐渐流失了一流的科学家。美国著名的无神论者莫斯利曾说过，希帕提亚的死意味着“古典世界的消亡”。
   片中所设置的两个爱慕希帕提娅的男人，一个是她的学生、后来的提督俄瑞斯忒斯（奥斯卡·伊萨克饰演），西里尔想控制整个亚历山大城，便要除去或者利用地方长官，俄瑞斯忒斯便是砧板上的肉。俄瑞斯忒斯算是希帕提娅忠实的追随者，但这位贵族子弟在最后时刻依旧选择了抓住存活的稻草。当希帕提娅面对俄瑞斯忒斯的规劝时，她冷静地说出：“西里尔已经赢了。”这表明，她已明了她现在是孤立无援的，她走出大殿，表示不需要护卫时，表明她已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
   奴隶达乌斯（麦克思·明格拉饰演，已故导演安东尼·明格拉之子）是另一个恋慕希帕提娅的男子，曾经作为希帕提娅的奴隶，他无法去示爱，选择基督教让他摆脱了奴隶的身份，然而却无法再面对昔日的女主人……麦克思·明格拉将达乌斯的爱慕又矛盾的心理表现到位，相较之下，蕾切尔·薇姿的希帕提娅就显得性格单一，她演出了女学者的知性美丽、对真知的渴求以及捍卫真理的魄力，却没有表露出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特质，就如人们所知的那样，希帕提娅醉心于研究，终身不嫁，薇姿的希帕提娅的确是个一心扑在科学上的人。
   该片算是近来西班牙影片中的大制作，耗资不少，场景大气，有许多宗教徒械斗的大场面，此番，阿曼巴展现出了他对宏大题材复杂场景的掌控调度能力。影片的呈现也颇有亲历感，观众仿佛身临其境，亲历那个疯狂的盲动时代。而影片的部分场景又给人跳出来冷静旁观之感，如，每当文明被毁灭，当亚历山大城惨遭荼毒时，当希帕提娅惨死后，影片均采用了俯视角度——随着悲怆沧桑的音乐，镜头一点点拉远，跳出城市建筑，浮在上空，进而是整个亚历山大的鸟瞰，甚至有的视角似乎来自于宇宙苍穹，仿佛在质询——希帕提娅的死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对亚利山大城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对世界文明的进程又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城市广场，见证着一个城市的兴衰荣辱，而人类一直在重复着很多类似的惨剧和悲剧，并且一再犯着愚蠢的错误，从严格意义上讲，从来没间断过。

{关于历史中的希帕提娅}
   在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港的大图书馆时代中，美丽而聪颖的希帕提娅（公元370—415年）是彼时世界顶尖的数学家与天文学家之一，在她30岁时，就成为了新柏拉图哲学学派的学术领袖，并名动天下。随后，她便在亚利山大港教授哲学和数学，直到被基督教迫害致死。
   希帕提娅家学渊博，父亲是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赛昂（Theon），希帕提娅曾帮助父亲修订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本》。在他们的修订和勘误下，《几何学原本》就成了定本，她还独自补注了代数之父丢番图的《代数》和阿波罗尼斯的《圆锥曲线》。
   412年，西里尔就任基督教大主教，他与亚利山大港的长官俄瑞斯忒斯之间的政治斗争也随之白热化。当时，由于基督教兴起，加之亚历山大港位于地中海南端的要塞重地，教会和罗马贵族都想领导此地的思想权并掌握统治权，所以，基督教和罗马帝国的斗争在亚利山大港异常激烈。
   笃信理性是真知的唯一源泉的希帕提娅，用科学的理性主义揭穿基督教教义的虚伪性，这遭到了基督教会的仇恨，加之她又与罗马贵族交往甚密，基督教会一直视其为眼中钉。415年3月的一天，她在去教书的途中，没能逃脱基督教会的迫害，成为一桩耸人听闻的宗教迫害科学的被害者。
   后世为了纪念为这位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位女数学家，把月亮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希帕提娅山”或译为“海帕西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