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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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季霖（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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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片子作为兼具喜剧片的特色，不同之处是，它和一般意义上的喜剧片相比，并非以语言或肢体为主要工具来呈现幽默的内容，而是以故事情节一步步剥开最大的谜团，到结尾会着实让你会心一笑。

故事背景设在德国纳粹时期，一个犹太人，一个纳粹军官，两人在身份互换以及二战结束前夕的协商下，上演了一出出或凶险或啼笑皆非的故事。

两位男主人公为了一幅对希特勒政府极为重要的稀世珍画，从朋友变为敌人，又从敌人变为合作人，这一过程中，人物的性格以及反映出来的人性都得到了细腻的刻画。

最后，当我们以为两位主人公在战后重归于好时，那幅曾令众人为之疯狂的画作的真迹，却出人意料地回到了男一手里，让男二目瞪口呆。这一幕可谓点睛之笔。

映后再来看片名——《我最好的敌人》，忽觉令人玩味，朋友与敌人，两者的转化或在一念之间，而两者的界限，或许在有些情况下，并非那么分明。孰赢孰输只是结果，斗智斗勇的过程才是片子的精魂。

先说一段小插曲，前几天看完本片觉得不错，遂把它推荐给了老婆。没想到刚看了个开头，她便注意到一个细节，问我这部电影的中文名是不是翻译有误，德语片名「Mein Bester Feind」是否应当对应英语的「My Best Friend」？都知道德语是最接近英语的一个语种，于是我也产生了一点疑问，但又觉得多半不会有这种低级失误。经过搜索才明白原来「Feind」确实是德语「敌人」的意思，而德语中的「朋友」则是「Freund」，与英语大相径庭。无论拼写还是发音，德语的「朋友」和「敌人」如此相近，倒也正与本片的故事有着奇妙的联系——朋友与敌人或许本就一线之隔。

以往提到反映二战中犹太人遭遇的电影，往往会与「备受蹂躏」或者「苦大仇深」这样的形容词关联起来，影片也几乎都是以严肃凝重的风格为主。因此，当看到《我最好的敌人》时，就自然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本片的格局较小，不涉及战争，也不拷问人性，而是把视点聚焦到一对从小一同长大的好兄弟身上，以一种荒诞不经的方式来讲述命运的难以捉摸。

影片里的善恶是一目了然的，投靠纳粹的鲁迪为了立功而出卖了犹太主人考夫曼一家，并不惜与好伙伴小考夫曼（维克多）撕破脸皮。但编剧妙就妙在没有就此上纲上线，比如在道德层面一味批判鲁迪，而是用上天的安排来一步一步地揭示角色的最终命运。其中最有趣、也最具回味的便是那数次戏剧性的反转。

第一次反转，维克托借飞机失事的契机与鲁迪互换身份，摇身变为德军军官而逃过了被捕的厄运；第二次反转，维克托的身份被识破，重新沦为阶下囚；第三次反转，鲁迪搜到了考夫曼家收藏的米开朗基罗真迹，不料第三帝国溃败，一切皆成无用功；第四次反转，由于维克托曾假冒过鲁迪的身份，因而在战后被误认为是德国战犯；第五次反转，幸而得到朋友作证，维克托终与家人团聚。而更妙的还在结尾处，正当鲁迪志得意满地在他接手的考夫曼画廊中举办拍卖会时，突然意识到自己手里的米开朗基罗画作仍然是一份赝品，而真迹被去世的老考夫曼藏在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于是尘埃落定、恩怨两清，影片定格在了维克托狡黠的眨眼和鲁迪无奈的苦笑之中。

这样的结局依然体现了影片轻松写意的基调，鲁迪并未因曾经纳粹的身份以及贪婪卑劣的人格而受到惩罚，他可以凭考夫曼的画廊而过上体面的生活。而维克托虽然失去了画廊和大部分财产，但却在战争中劫后余生，还有家人的陪伴。若是没有米开朗基罗的画作，那么这似乎就是一个平分秋色的结果。然而，正因有了最后一刻销魂的反转，胜负已然有了定局。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是非公允、朋友敌人，或许在冥冥中都自有安排。

（芷宁写于10月6日）
    影片《我最好的敌人（Mein Bester Feind）》是一部小格局战争题材影片，在很多时候，光影世界中的战争就好似一块具有无限可能的超容量画布，多少人间故事都可以尽情挥洒于此，只是这次被涂抹上去的是关于友情与背叛、忠贞与贪婪的故事。
    片中出现的很多元素，看多了二战题材影片的观众并不会觉得陌生，犹太人、纳粹、财产、驱逐、恐慌的街头、萧瑟的集中营等等，但该片所切入的角度和所讲故事的手法却有些许新鲜之处，虽说片中预设的“解密点”并不那么隐蔽，观众早就和藏画的老考夫曼一样，对藏匿处了然于胸，但仍然愿意怀着略微轻松的心情，看完片中各色人等围绕着名画所展开的一系列行为模式，并体会到其中的宿命感，这种观影心情却是看很多沉重的二战题材影片时所不具备的。
    影片剧情虽触及人性，却没有深挖，也不展开其复杂性，更没耗费时长去探究其多面性，只是简单分明地打开对立双方的黑白两色，让一切都一目了然。很显然，该片主创的主要心思都驻留在主角身份命运的兜转上，此间的急中生智、身份互换，让故事的发展有了些许的跌宕起伏，而几次看似即将被揭穿的试炼，也都被有惊无险地化解，其中节奏和技巧的把握，值得留意。
    该片还一反以往多数二战影片中塑造出的被害者犹太人那清一色的无力弱势感，它让男主角维克多·考夫曼获得了扭转局面掌控机遇的契机，他也利落地抓住了。或许该片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再现处于劣势的犹太人所具有的坚韧和智慧以及为了生存和家人所激发出的勇气和镇定。
    遭逢乱世的艺术品有可能被毁，也有可能身价百倍，大师米开朗基罗的名作被片中的纳粹视如珍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人，而彼时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是纳粹德国的同盟，将大师的作品送归意大利，似乎是很好的政治交际手段，而片中主人公维克多在画商父亲死后，成为寻找该真迹的唯一线索。
    因为侧重点的问题，片中人的立场站队似乎不存在太多的纠结，女管家的儿子鲁迪，相时而动，换上了一身令他顿感气场十足的纳粹皮，而他对母亲的雇主考夫曼一家秘密的了解，则让他成为这家人的劫。影片虽然没有着力表现鲁迪的心态，但在伊始的几场戏里，人们可以看出鲁迪对维克多的感情是复杂的，有友爱又有嫉妒，特别是维克多的未婚妻丽萨出场的那场戏，交待出三人之前是好友的关系。维克多将家中的秘密告知鲁迪时，鲁迪在他眼里还是值得充分信任的发小，接着纳粹鲁迪的出现，令维克多不忍直视，在这场劫中，维克多失去了父亲、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对发小的信赖，所幸他赢得了爱情，即便在不明朗的情况下，丽萨对鲁迪曲意接受，但她依旧怀着一颗守护考夫曼家住宅、守护对维克多爱情的信念，等待着与维克多的重逢。这一次，爱情经住了考验，友情却输了，说身不由己，都有些勉强。而飞机失事时，身着囚服的维克多对受伤鲁迪的救助，似乎是他对昔日友情的一次缅怀。
    影片故事或许有些荒诞，有些想当然，但这类无伤大雅的黑色喜剧，虽不能向《虎口脱险》这样的二战经典喜剧片看齐，但也算给沉闷悲恸的战争题材增加了些趣味。而片中美设的考究细致颇值得欣赏一番，同时，有关维也纳街景的画面很有质感，仿佛让观众在恍惚间于过去的风景中踯躅，莫名的伤感便莫名的袭来。
    我最好的朋友，恰是我最好的敌人，选择权，并不在你我手中。
（杂志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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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gang Murnburger的近作讲述的是两位终身好友鲁迪和维克多之间的故事：二战爆发后，鲁迪加入了纳粹，背叛了身为犹太人的维克多。当我要观看《我最好的敌人》时，我所知道的也仅有这么多。如果你也想观看这部紧张独创、充满感情和黑色幽默的电影，我不得不告诉你这部电影太棒了。希望我如下的描述不会破坏影片本该带给你们的惊险刺激。
如果你还心存好奇、犹豫踟蹰，抑或迫不及待，我将不吝小小八卦一下。维克多•考夫曼出身于富裕的威尼斯艺术品商人家庭，他的好友鲁迪伴随他一起长大，因为鲁迪的母亲在考夫曼家里做了25年的女佣。电影一开始已是1930年代早期，鲁迪刚刚从德国返回，他已经洞察到纳粹的政治野心，作为维克多好友的他不能不提醒维克多的父亲应该将家里的财产转移到瑞士去妥善保管。然而，鲁迪也开始心存私念，不失时机的提醒维克多的女友莱纳在此时嫁给一个犹太人非明智之选，他竟还公然表明对莱纳的倾心之意。
维克多全然信任鲁迪，并告知他一个天大的秘密：考夫曼家族拥有一副珍贵的米开朗基罗素描画。而鲁迪此时已加入了党卫军，为了获得器重他告发了考夫曼家族的秘密，但他的条件是保全考夫曼一家人的安全。显然鲁迪是异想天开，画作被掳走，考夫曼一家也被抓进了集中营…但所幸维克多的父亲早有防备，他用赝品成功的瞒天过海。二战后不久，德国想要把这幅米开朗基罗的素描画献给墨索里尼，以巩固协约国的联盟。但他们最终识破了画作的真伪，并命令鲁迪查找真画的下落。鲁迪押送维克多前往柏林受审，但在中途他们的飞机被游击队击落，维克多还救了鲁迪一命。这时候他们发现有人在靠近，鲁迪害怕是游击队，害怕他们发现他纳粹军官的身份后会枪决他，便同意换上了维克多的集中营制服；但维克多却提早发现来人并非游击队，而是纳粹，他犹豫不决的穿上了鲁迪的党卫军制服，并偷取了鲁迪的证件。
这部电影一反将二战期间犹太人至于受害者地位的常态，它给予了主人公维克多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甚至是复仇的机会。电影一开始，维克多只是个有点骄傲自大、及时行乐的小青年，但他在集中营里却仍然保有了他天性中的桀骜和仁慈。他在获得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时所表现出来的自救不忘人，让人感到喜悦和满意。事实上，维克多十分像他的父亲：虽然雅各布﹒考夫曼（父亲）在被囚禁后没有获得类似的机遇，但他在囚禁之前毕竟是冒着很大风险制作了米开朗基罗素描的赝品；被囚禁之后，他更是巧妙的设法告知儿子真画所藏何处；他还积极的安慰和帮助他身边的狱友们。
维克多不羁的讽刺和幽默天赋使得电影不仅惊险刺激，还出人意料的趣味盎然。导演指出，电影在展现纳粹无法成功夺取画作中存在着喜剧成分。这种风格借鉴了英国二战电影的表现手法，通过展现纳粹的无能愚蠢来达到喜剧效果。电影还借鉴了雅﹒哈谢克（捷克作家）笔下帅克（《好兵帅克》中主人公）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
这部电影引发了三个方面的争论。第一，采用喜剧手法展现严肃的二战题材。电影在这方面应该不会面对太多的批评，因为罗伯托﹒贝尼尼（意大利电影导演）已在早前相对轻松愉快、甜涩俱陈的《美丽人生》（1997）中有过尝试，而在这方面《我最好的敌人》甚至更加安全些，因为它涉及到集中营幽默生活的篇幅很少。《我最好的敌人》的幽默更趋向于讽刺化，而且是针对纳粹的，所以这部影片不大可能会被指责成对大屠杀过于轻描淡写。
影片可能面临的另外一个指责是它为了娱乐大众而人为创造了不真实的情境。关于这个指责的一个回应是，电影的编剧保罗﹒横戈是一个犹太人，如果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他不可能选择这样的二战情境。在关于电影的采访和申明中，导演直言对电影的叙事方式斟酌良久：他说当他得知某些犹太人并不喜欢在二战电影中一成不变的将犹太人刻画成受害者的身份时，他更加确信了。即使电影中的情境是虚构的，但仍然别样的传达了犹太人为了生存而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定。
虚构的党卫军军官（鲁迪）和囚犯（维克多）角色互换的情节有着别样的趣味性：它展现了更为复杂多变的人性，而不是像其他二战电影那样非黑即白。当维克多穿上了党卫军的制服后，他感受到了它所带来的优越感和特权，这相对于他在集中营中所遭受的苦楚折磨无疑是一种解脱。维克多说他明白了为何鲁迪如此醉心，因为他感受到了由制服所带来的位高权重的幻像。近年来，有几部二战电影为了弱化摩尼教差别论（Manichean distinction），而赋予了某些反抗斗士以不愉快的性格特点，或者是补偿性的赋予一些纳粹军官以优秀的品质，比如保罗﹒范霍文的《黑皮书》（2006）便是其中之一。在一次采访中，Murnberger说到，如果电影会面临批评，很可能是因为在电影中纳粹被赋予了太多的人性。我觉得他不用为这个担忧，因为总体来讲，这部电影中的纳粹一如既往的骇人恐怖，他们是不懂仁慈和怜悯的战争机器。（最起码在对待他们认为的敌人时如此，甚至彼此之间也是如此）只是鲁迪身上存在着某些补偿性的性格特点，观众在观影结束后不会过于贬低他，因为大家明白了他为什么会那样，但这并不表明观众原谅了他的所作所为。最后，不管怎样，大家不该忘记电影的名字是《我最好的敌人》，而非《我最好的朋友》 。
（翻译自外文网站）

电影让人信服的讲述了，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和一段最好的友谊在希特勒掌权时期的突然的180度的转变。电影中许多两人之间的对手戏让人印象深刻，两个人初次相聚、在警察局的监狱里做着游戏、一起喝酒分享宝贝、爱上同一个女人、知道彼此的立场、坠机后的救助、角色互换之后的换位思考、对彼此底线的了解、最后的前途交易等，都是编剧将两个人，或者说雅利安人与犹太人的对比。犹太人在世人的眼中对金钱有着格外的哲学，但是在其他人眼中，特别在希特勒的宣传中，犹太人对金钱贪婪，恰恰希特勒和党卫军则更加贪婪，这是最讽刺的事情，犹太人信仰家庭，信仰智慧，有幽默感，反而雅利安人成为了投机者，骗子，强盗，胆小者，希特勒则是这些人的头子。希特勒是所有人的悲剧，战争也是。还有一处对比就是当灾难降临到普通人的头上，当命运卡住你的咽喉，人们选择勇敢的、诚实、包含救赎的面对是多么的伟大。

这部电影也有超现实的东西，当从飞机掉下，当你有机会杀死一个让你家破人亡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唯一的解释是，除非他知道结局。

侵略者特别喜欢艺术品，日本人在侵华的时候也是一样搜刮中国人的文化艺术品，他们认为其更有资格占有和继承前人智慧文明成果，可是米开朗基罗的画画的是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导者，这么会认为这种东西有价值。他们应该把米开朗基罗也打到才对。一方面侵略藐视，一方面渴望掠夺，感觉特别拧巴矛盾，这个问题个人百思不得其解。只是觉得欧洲的历史渊源太错综复杂。

最后想说说真相的这个问题，二战之后对真相的揭发代表着正义的审判，南非种族运动之后也通过讲述真相达成了种族之间的谅解。可是文革后缺少有关此类的对真相的反思和深刻的探讨，希望有人有勇气讲述真相，我们不是要求惩罚清算，只是要那些作恶的人可以认错忏悔。

随意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