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夜出走季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6年)

在古代中国，各地方言天差地别，但农耕时代农民不需要穿州过省，商人和官员们则使用笔谈，因此口语的不统一并未造成大问题。文言文作为统一书面语将国家联系沟通起来，但是掌握这门没有标点符号的文字却是困难的。工业革命催生了普及教育和统一语言(提倡书面口头语结合，即文言一致)。有识之士推动白话文运动以降低普及知识教育门槛：他们创办白话文报纸刊登启蒙知识，阅报社则负责传播（念出刊登的内容）。虽然当时有人主张废除汉字，用拼音代替，但胡适则主张推广白话文，并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不主义，最特别的是主张白话文学应该成为文学主流，因为白话文能够自然的表达感情。胡适认为只有用白话文写出美的文学作品才能得到养分。白话文革命之火让中国在短短五年内与过去几千年的死板文字告别，文学创作进入新的纪元。

鲁迅：《狂人日记》(1918年)

在过去的中国，小说一直是被边缘化的文体。因此，富有战斗心态的鲁迅特意选择在主流文坛中不入流的小说和杂文开启他的创作，推动文学革命。在短短八年内，鲁迅写出二十余篇小说，成就惊人。其处女座《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没有丝毫青涩，足以媲美众多成熟作家的佳作。虽然《狂人日记》旨在揭露封建礼教埋没人性的深刻主题，但鲁迅并没有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指责国民的劣根性，而是抱着对大众因为阶级固化而麻木不仁的同情心试图替他们发声，说出他们的痛苦。鲁迅并不像大众以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战士，《狂人日记》的最后，“狂人”恢复了正常，意识到了自己也是吃人之人，反映出他的悲观绝望和自我批判。

史铁生：《我与地坛》(2002年)

史铁生让我们感动的并非是作为一个身残志坚的作家，而是他在他自身的残疾中深思出了人类的残疾状态 --人生的孤独和对生存的本能欲望。经过文革期间大家非理性的积极向上后，人们陷入了集体空虚的状态。饱受伤病折磨而频繁出入医院的史铁生在那里看透了生命的意义：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受现实主义哲学影响）。这些让我们将人生灌注其中的事情让我们一时忘了自己的痛苦并提供精神的慰藉。史铁生的轮椅限制了他的生活范围和写作的现实素材，但也使得他用认知和理性而非感性接触社会。让他有空间和时间反思，用自己的思考力和同情心进行创作。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科学怪人》(1818年)

十八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兴起，人们开始反思启蒙运动后人们盲目的迷信理性、知识和科学，因为驱使人们献身于科学和理性的恰恰是感性。浪漫主义的先驱者们认为普罗米修斯(因不忍看自己创造出的人饱受疾苦而盗出火种赠与人类，因此被宙斯惩罚每日遭受老鹰啄肝之苦)逾越了自己的界限，因此理应受到惩罚，并由此延伸至人类也不应该逾越自己的界限去“创造”生命。因此，在19岁的天才作家玛丽雪莱的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科学怪人》中，被创造出的科学怪人是一个面目狰狞而饱受歧视的不完美之“人”。但书中最有人性的却是恰恰是科学怪人，却因人们不断的歧视走上了复仇之路。反观人类，被自己的偏见和种族中心主义拒绝接纳肤色相貌种族宗教等与自己不同的“异族”并剥夺他们的权利，似乎比人造人更加冷血、没有人情味。最后，在此类科幻小说和电影中，引人沉思的是，在未来，我们又能否接纳其他高等生物？

丝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2015年）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然而，丝绸之路并非人们想象中畅通无阻的康庄大道。其沿途是无数像毛细血管一般的小路，时断时续。另外，在欧洲（古罗马）的丝绸基本源于希腊和印度而非中国。因此，丝绸是被当成货币而非商品在丝绸之路上流通。另外，丝绸之中也并非像人们想象中的繁盛：其贸易规模小而路途短，通常只有十几户商人在两个绿洲之间交易。或者丝绸之路更大的“贡献”是文化的交流和语言学校：不同种族之间的人通过贸易交换文字、语言、名著（如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佛经）。中国对在丝绸之路来往的商人的管制和税收在安史之乱后开始消退，敦煌逐渐衰落，而之后大批国外资金流入，将文物、文献运至海外，敦煌成为世界之市。

玄奘：《大唐西域记》(646年)

大唐西域记作为一本写实的地理游记，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学、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贞观元年，玄奘奉唐太宗敕命，出使西域，拜入印度那烂陀寺（古代中印度佛教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主持门下，取回并翻译《瑜伽师地论》。佛教中，瑜伽是一种修行、锻炼、改变自己之法。因此瑜伽师地论便是讲述不同层次上如何修行及其效果之书。此时，佛教传入中原已余七八百年，本土化宗派众多，各家对于“空”（唯识）和“有”（中观）的观点各执一词，因此，玄奘想通过《瑜伽师地论》中的唯识学统一各家之争。然而印度佛经中哲学式的逻辑思维与汉化佛教的实用主义格格不入，为了更加忠于原著，玄奘的译文颠覆了中国传统习惯，创造新词，改造汉语。也因此，他的译文不被普罗大众所接受，更没有流传开。因此，虽然玄奘是史上最富盛名的佛教徒，但是他的著作却并没有被人推崇。释迦摩尼一词源于犍陀罗语。犍陀罗，字面为遍地花香之意，也是大成佛教兴起之地。大成佛教的兴起带来的重大改变之一就是佛像。此前因为佛教反对偶像崇拜所以佛教的象征为菩提树和脚印。然而缺乏可见的图像象征不利于佛教的传播，于是轰轰烈烈的造像运动首先在犍陀罗拉开了帷幕。犍陀罗的佛像建筑则源于占领了健陀罗的希腊人（佛像形似太阳神）加入佛教后融合希腊塑像，印度和健陀罗文化所造出的最早的佛像。

敦煌变文（唐朝）

在敦煌流失海外的文物中发现的变文，是唐代的白话文学。在中国教育中，这些通俗文学作为非正统文学，并没有受到重视，也因此大多已经流失。变文题材从佛经的通俗演绎，扩大到古代经典和历史故事。其最突出的特色便是文章开头的序文，用散文描述文章梗概，在故事段落之间加入诗词和套语。而这些文章被称为变文，一说是因为他们将这些深奥的佛经、题材变得通俗；二则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变得含义从渐变成为剧变和通过精神力量进行无中生有的创造；另外，在印度文化中便和戏剧也有关联。因此现代学者认为变文是古代的说唱艺术。而这些变文的创造者，并非那些街头表演的文盲艺人，而应是初通文墨的旁观者笔录。变文在印度佛教中加入本土色彩，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娱乐大众，因此有些章节看似荒诞。在变形之后成为中国血脉的文化。但明朝政府禁止变文流通，因此变文只存在于唐朝的敦煌。而在宋朝，宝经、讲卷代替变文成为大众文学。

佚名（伊儿汗国）：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 （2009年）

现在的人们常常以为基督教源于欧洲，但从地理意义上，基督教其实源于东方（耶稣是以色列人）并先传入以色列附近国家。然而在各个国家本土化后，当时关于基督论（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之争）众说纷纭，应此基督教下分支众多，景教便是其中之一。景教在中国的扩张虽然广泛但教徒却寥寥无几。在唐朝时期，伊利汗国（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的主流宗教为伊斯兰教。因此，当地的景教徒必须依附于同为外来人口的蒙古人以保证宗教的生存。当身负忽必烈使命的拉班·扫马和马克这两个从元朝（伊利汗国与元朝为盟国）大都西行朝圣（耶路撒冷）的人经过波斯时，看重二人身份背景（蒙古人+忽必烈之命）的景教徒便推举其成为宗主教。1287年，为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对抗，伊儿汗国大汗要求马派遣拉班扫马前往欧洲，商谈与基督教世界合作对抗穆斯林的可能性。但欧洲基督徒内部的分裂和伊利汗国虎视眈眈的邻居使得该计划胎死腹中。虽然他的旅途被称为“逆行的马可波罗”，但这本游记记录的并非风土人情，而是沿途的政治宗教风貌，也是景教在伊利汗国的消亡史。最后，有人说他们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如果一个在北京出生的蒙古部人我们不认为他是中国人的话 那么他该算是什么人呢？”

川端康成：《古都》（1962年）

故事似乎很寻常：一对被遗弃的双生子因为收养家庭的不同而过上了天差地别的生活，而当她们偶然相遇发现彼此后，她们开始了逾越社会地位的悬殊的友情和亲情。但是《古都》写的其实是京都这座城市而并非这对姐妹花：景物街道、季节变化、“京腔”的格调，以此来体现物哀情绪的细节。川端康成早年作品中西方现代美术影响的痕迹明显，而到了晚年便向日本传统美学靠拢，追求对细节的雕刻。其文笔含蓄徽妙难以言说，节奏舒缓，字里行间的淡淡哀愁和幽怨传达出独特的美感。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所感受的哀愁，再将其投射到万物，于是和万物感情共通，这就是日本美学的根源。而这份哀愁，源于川端康成自幼丧失双亲的孤独、敏感与自闭，因此，川端康成作品中文字语言与表达的比例似乎常常失调：大量篇幅用于描写那些看似不重要的细节。但正是这些细节成就了川端康成。

三岛由纪夫：《金阁寺》（1956年）

1950年，金阁寺僧徒林养贤因嫉妒金阁寺之美而火烧金阁寺。三岛由纪夫则根据此真实事件创作了《金阁寺》。家贫、丑陋而又口吃的主人公沟口因为自己的天生缺陷而自卑，并用自负掩饰自卑，将内心与世隔绝。在父亲的影响下，沟口从小心中的梦想便是成为金阁寺的住持。但他扭曲的性格使得他与众人格格不入。当他真正进入金阁寺时，对金阁寺的美的向往和占有欲又进了一步。最终，对金阁寺的魂牵梦绕使得他绝对必须摧毁金阁寺才能永远拥有它，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同沟口一样，三岛由纪夫的体弱让他敏感的认为肉体才是人世间最重要的存在，他认为只有肉体在受折磨时才能感到它的真实存在。即使他疯狂健身成为“腹肌先生”，却也未能消除他内心与世界的隔阂。犹如小说中沟口对金阁寺毁灭的追求，三岛由纪夫也将切腹自尽理解为对美的追求，并因此自导自演了一出愚蠢而极具戏剧性的自杀，以此来表明心中对国家的热爱和拯救：他认为西方市场经济和所谓民主腐朽了日本传统文化和神性，所以绑架了自卫队团长，公开发表极端右翼言论后切腹自尽。对最极端美的盲目信仰导致了他的毁灭，这不只是小说的主旨，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人看似易逝，但却能通过繁衍而让自己长存，金阁寺看似坚固，却被一把大火毁于一旦，不可复苏。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1915年）

“罗生门”一词因为黑泽明的电影而享誉全球。然而电影却取材于短篇《竹林中》（取材于日本古代的历史传说《今昔物语》），故事讲述了一个武士带着妻子在前往若狭的途中，遭遇大盗多襄丸后，武士被缚，武士之妻真砂被大盗凌辱。然而故事却是由七个视角拼凑而出：三位当事人、上山砍柴的樵夫、云游的和尚、逮捕人的衙役、武士妻子之母。同一件事情因为经历者角度、价值观、目的、利益不同而产生偏差，在没有客观掌握全局的第三方的存在下，真相扑朔迷离。小说形式精巧，写法干净。

而《罗生门》短篇本身，讲述的则是在一个战争年代，一个被主人赶出来的仆人，思想上正在做强盗和被饿死之间挣扎，在罗生门（地名）偶遇以拔死人头发为生老妪。老妪声称死人生前作恶且自己为生活所迫因此不应该被谴责。仆人听后大悟，决心弃苦从恶，剥下老妪的衣服逃离了罗生门。

不同于当时文坛主流所强调的自然主义形式（即描写社会实况），芥川龙之介认为真正的人生来源于小说而非现实社会。他擅长心理描写，对人性做深层的挖掘。纵观他的全部短篇，也是一种对人间百态的展现。芥川对人的心理状态描述是源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对社会人情的观察。

司马辽太郎：《坂本龙马》

司马辽太郎原名福田定一，因敬慕司马迁而更名“司马辽太郎”，取“远不及司马迁之太郎”意。而其文风也以司马迁为本，一反日本先前“时代小说”的平铺刻板和私人视觉，将历史政治融入其创作。《坂本龙马》从英雄主义的角度上描绘了草根出身却被誉为“日本走向现代的总设计师”的坂本龙马带领日本从“黑船来袭”的闭关锁国到“维新政府”的幕末风云。坂本龙马是第一个提出“日本国”概念的人，其思想前卫激进，提出八项原则：“大政奉还”“议会开设”“官制改革”“条约改正”“宪法制定”“海军”“御亲兵”“通货政策”（日后闻名于世的“船中八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