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2012

知青看不懂《知青》
     因为我在1968年11月13日从长春市到吉林省白城地区插队有知青经历，所以获悉“５月２９日晚，青春励志史诗剧《知青》在央视一套黄金剧场首播 ”的信息后就做好了认真收看的准备。可是，在第一集刚过三分钟就看到北京、上海、哈尔滨的下乡城市青年跳下闷罐车，看见下雨就高兴地手舞足蹈，振臂高呼“北大荒，我们（北京知青）来啦！”“上海知青向北大荒致敬！”“哈尔滨知青向北大荒问好！”向北大荒表忠心的热闹场面时我愣住了，难道拨错了频道？等醒过神来明白了——电视剧是文艺作品，里面的人物都是虚构的。
    他们不是68年下乡的城市学生。1968年那些在学习的年龄失去了学习的权利的下乡城市学生和特别是那些马上就要步入考场的高三学生远离父母、亲人来到偏远的边疆，怎么看见了黑河一个不伦不类的小火车站就像第一次到了天安门广场一样，第一次受到毛主席接见那样的激动呢？他们穿戴漂亮分明是来黑河避暑的旅游团！这个旅游团的潇洒、浪漫、刺激、享受正是现在的小青年们所向往和追求的。
     想到这儿44年前我下乡刚下火车就看到同学们淌着泪水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抽噎的哭声响在我的耳边：1968年11月13日晚上拉着我们长春八中下乡青年的专列从长春火车站出发经过一宿的奔驰于14日上午停在开通火车站的时候，一千多名同学看到西面荒凉的盐碱地上各种白色图形的反碱地像一个个长秃疮的人头一样使人感到凄惨和恐怖；回身看县城里行人稀少，建筑多数是土房，红砖房寥寥无几，3、4个大烟筒在平静、几乎无树木的蓝天下像几根火柴杆一样在摇晃，用满目凄凉来形容当时我们目睹的景色一点也不过分。真的！大多数同学的心都碎了，都有一种受骗，被流放的感觉，很多同学昨晚和亲人分别时的泪痕未干又都哭了，有的女生抱在一起大声地哭，几乎都在说，“谁能想到通榆县会是这样？我们这些小孩子今后怎么活？”我们班就有一个她爸是吉林工业大学教授的女同学就一直哭到我们到了120里外的向海蒙古乡人民公社，泪水伴着她在拽着拖挂的解放牌大卡车上迎着寒风颠簸了两个小时，半年以后，她爸爸走“五、七”道路回了家乡甘肃，她就回家了。
     我若有机会一定把这一幕搬上银幕，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明白在1968年的中国，上山下乡的中学生、高中生，特别是已经交了报考费的高三学生们在火车站上车时和父母、亲人离别泪水绕唇，下车时面对无边的凄凉又都是泪流成河不堪回首。
     我记得那天我们到了向海公社也见到了由小学生组成的欢迎队伍他们打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长春八中学生到向海安家落户”，公社第一书记，人称“王第一”讲话，“希望长春八中的下乡学生们扎根向海”，到了村子里农民都叫我们“下乡小青年”，后来到了1969年夏天我们在通榆县参加“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时才看到“知识青年”的提法，“知青”是知识青年自己简化的。《知青》第一集里我看到解放牌大汽车上有“热烈欢迎新知青”的横幅，使我对电视剧的真实性更加产生了怀疑。
      接着就在第一集里看到了一连串使人费解的事情；1、这些年青人下车就因为一句“傻帽儿”引起“停派”“复派”的一场武斗，学生打架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的学生普遍都有一股火药味，都有战斗力。可是由武斗引起的两件事儿却让人对《知青》要告诉人们什么产生了疑问？一是赵天亮一个箭步冲上去将一个从台阶上骨碌下来，已经被打到的人又一次踹倒，而且利用优势骑在身上狠打，被人拉开后赵天亮竟然大呼“复派的，给我上!”的特写镜头，这个青面獠牙，凶暴残忍的赵天亮形象就是一个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干将，可是剧情的发展赵天亮却是一个心地善良，人见人爱的正面男一号，真是奇怪？如果赵天亮和吴敏是一路货色还容易被人接受，赵天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赵天亮代表着什么人？80年代初查“三种人”的时候他在哪儿？查没查到他？；2，且不说“白桦林”火车站是铁路的还是黑河兵团的？闷罐车是从上海、北京、哈尔滨，哪儿开来的？周萍一路得到上海知青的照顾，怎么到了北大荒上海知青就把她抛弃了呢？上海人真不可交！老站长是铁路员工还是兵团的“老爷子”？也不说老站长管狗叫“老伴儿”是编剧为了照应老站长和“酒鬼”女书记的关系独出心裁，反正这种叫法在破四旧的文革中谁想叫也不敢叫，再说也没人管狗这么称呼的，只有改革后社会已经性化的中国偶尔听到有人管宠物狗叫“儿子”“亲爱的”，叫“老伴儿”的至今也没听说。以上都是鸡毛蒜皮，我要说的是老站长连“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都能分的一清二楚政策水平这么高，却连一点儿基本的劳动关系和组织原则都不懂，他命令连长收下周萍和兵团建立劳动关系，并且在全连大会上讲话，让大家鼓掌欢迎，这一连串的镜头给人的印象老站长就是一个拿夺权当儿戏的老造反派，如果后来周萍真是进了兵团的体制，说明兵团也在文革中，因为一切都砸烂了老站长夺权生效有文革的特点，可是，周萍被撵到山东屯就说明兵团是世外桃源，68年全国都搞“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兵团没有迹象，70年全国都在进行“一打三反”兵团不“打”也不“反”，而七连的党支部却一心一意抓政治思想工作，抓生产，编剧所写的兵团在中国吗？兵团就是部队吧？兵团战士是不是“知青”？
     我知道文学创作可以虚构，也就是编故事，莫言说，“我就是一个编故事的人”，可是他编的故事都是有事实依据的，《蛙》里蝌蚪的原型就是他自己。《蛙》中的“姑姑”和现实生活中莫言的一位做了一辈子妇科医生的姑姑的关系，莫言说，现实生活中的姑姑,跟小说中的“姑姑”,具有很大的差别,小说中的“姑姑”的情感经历,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可以说我是将发生在许多妇科医生身上的故事融合在了一起,我是把在中国三十年来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发生的故事融合在了一起 。另外有人问莫言，你在小说《红高粱》写被砍头的人脖子上的皮往下缩是真实的吗？莫言说，我没有杀过人，但是我杀过鸡，掉了脑袋的鸡鸡皮是往下缩的，所以我认为杀人也是这样的，后来有一位老革命证实了莫言的推断是正确的。
     我看完《知青》第一集本来就不想再看了，因为，我在北京经常去各书店、大学或者外国大使馆听讲座和参加文化活动，如果碰到梁晓声就憋不住和他议论几句，草根斗不过名人，名人是不会向草根认错的，争论起来就免不了生气，为啥自己找气生呢？所以，我也不看“不知者不怪”“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可是又一想，我和老伴儿都是1968年的插队知青，以前我俩说起农村的艰苦生活和对人性格的扭曲，下一代人和我们所接触的年青人都半信半疑，然而，他们却听名人的话，比如小沈阳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死了，钱还没花了”；赵本山说，“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活着呢钱没了”很多年轻人却信以为真，把钱和生命紧紧地搅在一起，崇拜不择手段为钱拼命的人，年青人要都钻钱眼里可太危险了！所以，为了让年轻人逼近历史的真实，了解真实的知青生活，我还得坚持看下去，然后把要说的话告诉年青人。

        知青生活就像我含在嘴里永远也嚼不烂的一块筋头！
        40年前中国的知青运动经历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知青运动中产生的两万多知青不是一次集体走出一个城市，到了农村的一个地方，所以不可能都是一个模样，一个背景，同样的命运，因此两千多万知青就有两千多万知青知青生活的版本，两千多种思想，这两千多万个版本和两千多万种思想汇聚在一起再提升才是 一部完整的《中国知青史》。
        我是个两千万分之一，发表的是我的版本，表达的是我的思想。
        我是在1968年11月13日下乡的，我的版本就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思潮中产生的，一定是和其他的版本有区别的，比如，我们下乡的第一天就看见全村60多户人家，只有贫下中农才有在门前挂小红旗的权利，因此，谁家是地富反坏一目了然，几天以后我们就把我们战斗队的旗帜高高的挂在了我们住的队房子前面；当天晚上我们几个男生住在老户长家里，看见西墙上布置的“红太阳”剪的毛主席人头像贴在正下面，半夜，我看见老户长看到我们都“睡着了”，蹑手蹑脚的走进来把我们放在红太阳前面的东西悄悄地挪开，那时候的人都着了魔。
        1968年下乡的都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初高中老三届，写过大字报，批斗过老师，看见过拿毛主席语录当子弹的战斗；破过四旧，有些人参加过抄家，挖过资本家的炕洞；我们这些人都参加了大串联、还有的人参加了“步行串联”；经过复课闹革命，也下厂学过工；也参加过欢呼“最新指示”发布，半夜上大街游行；我们大多数人是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大多数见过毛主席，大多数了解武斗，一些人还参加过武斗，带匕首下乡的不乏其人，甚至有的同学下乡时就把菜刀放到军挎里在棉袄里背着，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1968年下乡的老高三都是已经交了5元钱报考费的考生，下乡之前他们就有很多人已经谈恋爱，这些人改变命运的紧迫感极强，对知青的未来有种种猜测；我们学校有一个高三学生，因为肺结核休学两年，结果下乡的时候他都24岁了，今年快70岁了。年龄不一样，学历不同，他们下乡时的心情就不一样。尽管如此，我们也都是从一个战壕里冲到广阔天地里的，在不同的地方都闻到过火药味。
    1968年下乡的知青形象几乎个个都脸谱化。
        处处想造反，不一定都反得成，可是整个社会都被“造反有理”笼罩着，所以只要有挑头的就一呼百应；
        先举个小例子，当时的知青坐火车几乎没有买票的，“知青”就是火车票，他们都把下乡当成大串联的延续。1969年我们在农村过完革命化春节后，我们户十几名同学从洮南上火车回长春，中间得到四平倒车。前一段一路绿灯，但是列车员让我们组织全车厢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于是同学们捧场我就当了主持人，最后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尊敬的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洪亮的声音传遍整列车，响彻整个松辽平原的时候，车厢里站起来一位军官赞扬我们虽然当了农民，但永远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还振臂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一个战士对我们说，他是某军区的副司令员。
        到了四平火车站已经半夜了，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们赶上了北京到牡丹江的165次列车，由于人多我们都上不去，紧急时刻我们发现餐车门开了一个厨师站在踏板上向外看，我和一个同学就往上冲，这时厨师大吵着往下面推我俩，我俩在底下抓住了他的腿喊“你不让我们上车就把你拽下来”，厨师害怕了，使劲往后靠，接着我俩就上了车，我赶忙就把厨师牢牢的挡在了过道里，那个同学就先往上拉女同学，当我们十几个人都上了车进了餐车车就开了。谁知麻烦大了，乘警、列车长等来了5、6个人，开始都让我们站起来，我们就是不站，也不说话，僵了几分钟，乘警觉得没办法陆续走了，列车长决心战斗到底，做出两项决定，1、把你们全部带到牡丹江交给铁路群专按《公安六条》处理；2、补票，说完就伏在饭桌上些什么，写完了出去就把门锁上了。
        我们坐在椅子上，拿过铁路上那种印着路标、又笨又大的搪瓷杯喝水，互相都伸出大拇指表示“我们胜利了！”那时候还不实行用“V”表示，我们说“把我们拉到牡丹江更好，不能看镜泊湖，看看杨子荣去过的狮子楼也行。”
        我们户18个人，男女生各半，除我二弟和他的一个同学外，我们都是长春八中高一、三班的同学，有几名女生都是班里的学习尖子，男生有两个都是在长春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取得名次的运动员，除了班里的团支书以外，班干部基本都在我们户，文革开始后我们十几个人就组成了“红卫东战斗队”，我们都是近20岁的人了，若说社会经验多少也有点儿，不过单个对付列车上的工作人员肯定吃亏，但是“人怕成帮，狼怕成群”，我们十几个人在一起他们自然打怵。
        后半夜两点火车停在了长春火车站一线站台上，没过1分钟门打开了，我们下了车看见列车长和一个穿铁路服装高个子老头，一个铁路警察在下面等我们。
        车开了，铁路警察走了，老头领我们进了原来车站东面出口的值班室，一路无话。
        进了值班室，老头捅了几下大铁炉子，填了一大铁锹大块煤，屋子立刻暖和起来了，我们赶紧从炉子跟前往后撤。
        老头喝了口水，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说：“1、无票强行扒车；2、威胁餐车工作人员；3、消极抵抗，拒不认错；、、、、、、”老头抬头看看我们，又说，“一共五条，如果因为你们耽误进京列车上行正点行驶，那事就大了”，老头站起来走到我们之间，又说，“你们年青人，不要太冲动，大正月的闯出祸了就后悔了，你们的爸爸、妈妈一定都等着你们回家呢，你们若是不敢回去就等天亮再走。”
        老头的话感动得我们这些年青人都流了泪，在出口我们不约而同的返身向老头鞠躬，开门的值班员告诉我们“他是宋站长。”
        回想这件事，看来还是“造反有理！”
        打架，亲近暴力，1967、68两年是东北一些城市武斗的高潮，有的虽然没参加过武斗心里却痒痒，到农村也想一试身手；
     1969年夏天，在通榆县知青代表大会上，一个贫协代表在台上介绍“对知青再教育的经验”，他说，他们村的老百姓一提知识青年都浑身直哆嗦，孩子若是哭了哄不好就说一句“再哭就把知识青年找来了，孩子立刻就不哭了，知青比狼还恶，哄孩子比啥都灵！”
     那次代表会开了两天，头一天会场非常热，台上县委郑书记讲话时喝口水，随后就有一名我们学校的知青上台拿起书记的水杯喝水，开始大伙都愣住了，随后就起哄，接着就宣布休会。第二天结束时我们学校的知青就和县城的一群年青人打了起来，当时我在招待所，听到信儿后赶紧往街上跑，我看到我们学校的知青已经凯旋而归，个个都把木板子扔在一边，围在一起吃冰棍呢。
     有的村子里农民和知青打得很厉害，在通榆县有一个村子哥仨和知青打的你死我活，哥仨家晚上睡觉都在窗户前支着洋炮（打铁砂子的猎枪）。
     1969年冬天通榆县召开公判大会，对一名长春知青宣判了死刑，对一名长春知青宣判了无期徒刑，、、、、、、
        69年、70年几乎吉林省每个县都有知青打架、打群架的传闻，知青被宣判的消息。
        我们集体户的同学下乡前基本都是一个战斗队的，没有参加过武斗，但是有战斗力，下乡后68年12月初就和洮南县的农民因为我们集体抢劫发生了小型的正面的武力冲突，其中我用大鞭抽了一个农民，此事惊动了白城地区，后来洮南害怕知青报复就不了了之。
        事情是因为一块不明地段引起的；
        在离我们集体户的村子南面25里地有一块很大的长着茂密的蒙古黄榆的地段叫少爷段，他的归属一直是洮南县和通榆县争论不休的难题。蒙古黄榆是一种珍贵木材，现在是向海湿地的宝贝，谁若是砍一棵，轻者罚款重者入狱，可是1968年却是当地农民的烧火柴。
        12月初的一天上午，村子里的一个姓韩的农民急匆匆的来到我们集体户说：早晨他赶牛车去少爷段拉昨天砍的黄榆，可是洮南的林管员说少爷段是他们的，把我撵回来了，他们有两个马车，四个牛车，一共有20多人在那一边砍树一边装车。我们7、8个男同学一听这事儿喜出望外，大家意见一致：正要去砍柴火，送到家门的为什么不要？一定把那6车黄榆都抢回来，一是为报信的农民报仇；二是为通榆县挣回了土地；三是为我们集体户出了名，于是，我们几个人坐着我们户的“驴吉普”，几个人骑着马直奔少爷段。
        我们到了少爷段就喊，“哪位是林管员？”一个农民告诉我们，“他看见你们来，他骑马就跑了。”
        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想林管员是否回去叫人，因为，那时候农村干部遇见这事躲都躲不及，后来证实林管员害怕了。
        当时两辆马车都装满了，两个牛车装了一半，另两辆牛车才开始装。十几个农民见我们来就都要赶车走，我们拦住让他们集中起来赶紧装牛车，他们不干，这样就发生了冲突。我们打了两个农民他们就服服帖帖的了，装满后我们让牛车先走，让马车等一会再走，因为怕他们半道跑了。总共用了3个多小时，6车柴火卸在了集体户门前我们战斗队的红旗下面，这些黄榆我们烧了两年。
        第二天上午，白城地委的一辆解放牌大汽车停在了我们集体户大门口，一位40多岁姓张的主任来处理少爷段问题，汽车把户长和我拉到了洮南县呼和车力公社。当时我是副户长。
        到了下午两个县的干部一番争论后，解决通榆县知青打人问题，一会儿解放车拉来了那个被我抽了一大鞭，手上还有个血道子的中年农民。想不到的是那个农民不承认挨打了，说庄稼人手刮破了是常事，据说另一个被打的农民死活不来。
        晚上，我们在公社食堂吃了饭，坐解放车回了集体户。
        一直到30年后，1998年11月13日我们集体户的同学聚会才有人提起这件事，我说，现在想起来我们是抢劫，那些农民砍了柴还给咱们送来，还挨了打，有人给他们撑腰也不敢吱声，真是有点对不起他们。大家对这件事好一番议论，都对那个时代深恶痛绝，都说我们读高中是要读大学，做文明人，怎么会到农村当强盗，做野蛮人？
        我知道我身上“文明人”、“野蛮人”的成分都有，野蛮人这部分就有知青生活的影子。
        我们集体户有好几个同学都说；咱们在集体户抢农民6车柴火烧了两年，这件事可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知道！
        
        
        

警方找来心理学家：人质为什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帮匪徒逃命呢？专家深入研究，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如一九七四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被美国的“共生解放军”绑架，最后自己宣明加入共生解放军，并参于抢劫银行，一九七五年九月被捕。　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参看Capture-bonding（英文）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症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

看了一些对知青的评论，感觉自己有些话不吐不快。文笔不好，请大家轻些拍砖。
我看电视剧知青是冲着编剧梁晓声去的，当然目的是为了打发时间。看国产电视剧，对于质量，确实没报什么希望，只要过得去，矬子里面拔将军而已，当然也有质量比较高的，如本剧。
我个人认为电视剧的质量的关键首先是剧本，然后是导演。（我说的质量我自己的定义是情节经得起推敲，剧情引人入胜，跌宕起伏，有高潮，有过度，相声一样的包袱，伏笔等等）
剧本像食材，导演像厨师，食材够新鲜够分量，那么，一般的厨师也能做出一盘不难吃的菜来。
而编剧是剧本的生产者，因此，一个本来就是作家的编剧提供的剧本，就像一个专业水产商提供的鲈鱼一样，清蒸鲈鱼味道也差不到哪去。
首先声明我是八零后，对于文革那段历史的了解程度跟大部分八零后一样，但我们都有各自的理解，大体都是相当的，文革是浩劫，是历史的倒退。我的理解，文革就是一场全民传销洗脑，很多人被彻底的洗脑，深深的沉迷，如剧中的吴敏，很多人没有被洗脑但被传销所累，如剧中的一般的贫苦农民，很多人在洗脑过程中，做到了独立思考，认识到了传销的危害性，但反抗无效，因为他们的上级或者他们的上级的上级，已经被洗脑或者就是发起传销的始作俑者。
我非常认同剧中赵曙光说的：中国病了，而且病得不浅。
剧中有很多很多人物场景可以说明这部电视剧是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如杜主任、牛主任、吴敏，杜主任抓坡底村卖拖拉机，他的结局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自己也被牵连进去了，牛主任抓羊，开批斗会批斗赵曙光，他的结局剧中没有透露，但最后一个场景是他在暴雨后主动把坡底村村民转移到公社了，吴敏，我想每个看过此剧的同学对他应该都是恨得咬牙切齿，深恶痛绝，恨不得把她碎死万段，编剧和导演太“黑”了，哈哈，把一个那个时代又红又专，提出24不的红色典型代表刻画得入木三分，吴敏是那个时代一类人的代表，人缘极差（这个不需要说场景了吧），无时无刻不在挖别人缺点专心整人（主动偷沈力的画），工作没有方法没有效率（磨镰刀总是最后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拉帮结派（上大学得票最少拉拢齐勇），心机重（给四人帮（剧中没讲是四人帮，我猜的）写信，获得大学资格），最后获得了上大学的资格，这是对文革的最大批判。网上有一些资料说参与文革这场全民传销的组织者和传销的积极分子文革后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坚信真实存在的或者虚拟的吴敏这位传销积极分子最终也得到了惩罚。
电视剧毕竟是电视剧，不是真实的历史，戏剧化和文艺化的电视手段是必须的，好的电视剧对于历史应该是尊重的，不是丑化，也不是美化，而是带给观众感官上的愉悦，郭德纲说：观众花钱听相声不是为了受教育，但如果能给观众带来一些启发，是人向善，这也是郭德纲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的贡献。我个人认为知青做到了。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信仰，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领导有原则，不会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他人利益之上。而现在呢，ZF以自己小集团利益至上，社会的道德底线一再被打破，权钱官商交集，一切以私利唯上。
这是我的看法，当然知青给我感官上的愉悦很多，周萍两次捉弄赵天亮，似陈相识吧，你也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恶作剧吧，哈哈。齐勇和孙曼玲一起坐火车去山东弄海带，在火车上齐勇让孙曼玲把腿放他身上，浪漫吧，哈哈。
对于剧中人，我最佩服的是小黄埔，老谋深算，以后必定是一名精明，财富无限的商人，最羡慕的是小地包，有这么好的姐姐，我也想有啊，最崇拜的是沈力，对艺术的追求，那个时候画周萍哺乳圣母，他只是想画下美好的东西，追求美好的东西，沈力画上周萍很好被理解，在一个除了娜嘉这条狗是母的以外，远离其他同学的边防哨所，孤独，寂寞，心灵没有慰藉，周萍是唯一出现的女子，而周萍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的快乐、美好，也给沈力带来了创作上的灵感，临摹也是一种创作。因此临摹哺乳圣母画上周萍也是情理之中。
演知青的都是些生面孔，我不是专业的，但感觉演的水平也有点参差不齐，整体还不错，演得最好的，个人认为是孙敬文和小黄埔徐进步，尽管小地包的东北味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