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1994

忘不了地一幕一幕， 却留不住往日的温度。意念中的热热乎乎， 是真是假是甜还是苦。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爱糊理又糊涂。这，就是爱它尝尽人间的烦恼，这，就是爱 它保存着不同的温度。

能唱出这首歌是不是说明我老了，但是这个电视剧的情景却一幕一幕的出现在我脑海里。方言和杜梅为了爱义无返顾地走到一起，为了爱，他们又一次分道扬镳，然而，命运的捉弄，把两人重新牵引到了一起，真可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过把瘾就死》是当代作家王朔于1992年创作的一部都市爱情题材小说，仅仅在两年后，该小说便被改编成电视剧《过把瘾》，火遍大江南北。从小说到电视剧，其中的题材和内容有所位移，作者意志也有所淡化，本文分别从“爱情”与“都市”两个角度切入，探索改编带来的异质性，第一段用细读和聚焦的方法揭示出从小说到电视剧“爱情”主题的纯化与升华，第二段将作品置于“都市”题材的谱系中考查其对该题材的继承与创新，从而发掘出电视剧对相关问题思索的深刻性与独特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的解放使得文学界开始了破冰之旅，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电视这一家电迅速普及，电视剧为大众所青睐。小说作为电视剧的一大重要改编来源，为电视剧的质量提供了重要支撑，而电视也为小说“插上了翅膀”，可以说，在新时期，文学与电视剧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局面。而王朔作为文学商业化的佼佼者，其作品大量地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本篇文章选取的是由《永失我爱》（1989）、《无人喝彩》（1991）、《过把瘾就死》（1992）三部小说综合改编而成的、由赵宝刚执导的8集电视剧《过把瘾》（1994），通过分析小说与电视剧的互文与嬗变，以及喧闹凑趣的情节背后的关于人性悲剧与爱情陷阱，揭示出由小说到电视剧，其内核的变化与位移。

“爱情”主题的纯化与升华

“爱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这首曾经传唱大江南北的主题曲《糊涂的爱》阐释了《过把瘾》的核心主题，即对于爱情的不断追索。可以说，在电视剧中，观众们始终揪心于方言与杜梅之间的爱恨离别，两位人物塑立起来的基点也是那纠缠不清的爱情，事实上，相比于小说，电视剧将镜头聚焦于爱情，且将其不断地纯洁化。

就方言和杜梅相识而言，在小说中，方言和杜梅早就认识，杜梅是方言的朋友吴林栋的女朋友，在小说开始，吴林栋便在游泳池摔死了，因此小说开头的氛围显得相当的阴森可怖，而这层关系设置，就方言和杜梅发展感情而言，又有一种近乎背德的性质。而经过电视剧的改编，他俩之前是素未蒙面的，而将方言和杜梅之间的相遇设置为方言的朋友潘佑军的妻子石静自杀，杜梅作为石静的好友前来吊唁，由此与方言初逢。为了在形式上冲淡石静自杀这个悲剧，方言和杜梅很快脱离了灵堂，导演甚至还赋予其情节以喜剧化的色彩，试看二人在公交车上的对话：

杜梅：“你哪儿下？”

方言：“哎！我怎么上来了？我该坐地铁啊。”

……

杜梅：“你烟抽得挺凶的吧？烟味真大。”

方言：“你是在医院工作吧？”

杜梅：“昂，护士。你怎么知道的？”

方言：“你身上的味儿也不小。”

不消说，轻轻一笔，便打消了之前的那种沉重感，也由此为他们关系进一步的拉近做了铺垫，而相比于小说中近乎陈述性的、不带感情的话语，电视剧赋予了更为生活化的场景，也做到了叙事的延宕，使得读者有充分的时间观看他们二人的初次会面。

为了加强这种纯洁感，电视剧大量地芟削王朔小说中的笔调，诚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言：“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作为小说作者的王朔是深谙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他在小说中故意采用一些夸张的场面、引人注目的噱头达到讨好读者、讨好市场的目的，而电视剧反而在对此做了一定的退步，在此仅举方言与杜梅吃饭一事，在小说中出现了如下场景：

一辆越野吉普车在马路上猛地刹住，稍顷，一个长发男子从车顶杠下废除，一骨碌面对面坐在车前马路上，双手抱着右膝神态痛苦地向一侧倒下。

……

一个端着鱼盘上菜的女服务员也歪着脖子看傻了，手里的鱼盘倾斜，汤汁一滴滴落在胁下正埋头吃喝的顾客头发上。

可以明显的看出，王朔这种漫画式的描写，塑造光怪陆离的景象是为了满足部分读者猎奇的需求，而电视剧中仅仅是描写了杜梅与方言在饭桌间的相互试探，也恰恰是恋情初生阶段才会出现的这种紧张与放松，总之，电视剧为了凸显爱情的纯洁，将“性”的色彩淡化，将多余的人物和无关主旨的情节删除，都是为了探讨深层次的爱情。而爱情在《过把瘾》中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的？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如此写道：“爱情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情绪，是人内心生长的东西，而不是被俘虏的情绪。”但纵观整部剧，只有前几集爱情以一种舒缓的态势在流动，接下来便是波涛汹涌，而直接的作用者便是杜梅，杜梅以其偏执狂的性格喻示着她对爱情的绝对肯定，在她看来，爱情中不存在距离，而是灵魂的紧密贴合，就算新婚住进一间由教室改造成的破房子，杜梅也没有丝毫埋怨，反而回答：“只要你爱我，有张床就够了。”这也说明了杜梅始终追求着精神层面的爱情，而这种表现便是强烈的控制欲。作为受力的一方，方言追求的却是一种自由，绝不是一种束缚，在杜梅那儿是积极的情绪转移到了方言身上反而是一种消极情绪，杜梅发自真心的爱情在方言看来是自己被彻底俘虏的象征，于是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分离。但他们离婚后又非常不自在，失去了各自生活中的“重力”,这恰恰揭示了主旨：看似游戏而又危险的爱情是方言和杜梅的存在本质。“爱情能否保鲜”这个问题直指方言，方言在之前既没有爱情，也没有事业，每日苟且在无聊的工作岗位上，应付着无趣的上司，而正是杜梅一系列的越轨举动，使得方言脱离了他原本循规蹈矩，毫无颜色的世界，在与杜梅的相爱与伤害中逐渐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唱出了“过把瘾就死”的高歌。

但电视剧比小说还要更进一步，在复合之际，方言身患不治之症，这时他又想与杜梅分开，历史总是出现两次，一次是闹剧，一次是悲剧，如果说第一次与杜梅分开对于方言来说是大劫后的侥幸，这一次便是彻底的悲剧，这是世界对人存在的嘲弄，当人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有限，必然是会深感无力，可以说，《过把瘾》的结尾正如曹雪芹诗中所言“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给观众留下无限的遗憾，也给观众留下无垠的思考。

都市语境的塑造与凸显

自荧幕诞生之初，它与摩登都市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了一批表现现代都市的电影如《野草闲花》（1930）、《三个摩登女性》（1933）、《新女性》（1934）等等，也由此捧红了诸如阮玲玉、蝴蝶一大批摩登女郎。进入新中国后，由于历史原因，文学创作领域也很难看见都市题材小说，影视剧方面更是罕见了，迈入新时期后，有大量的现当代文学名著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其中杰出的代表便是《围城》（1990）。但这时的电影、电视剧改编还没能够脱离原著的窠臼，但随着市场化的冲击，纯文学渐渐让位于商品文学，表现出的特征便是的影视作品的改编逐渐脱离原著的束缚，而以市场为导向，通俗文学又渐渐火热了起来，而由纯文学过渡到通俗文学，王朔小说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过把瘾》也凸显出了过渡阶段的特点，通过视觉文化的方式尤其呈现出摩登都市的情调。

事实上，电视剧时时刻刻都展现了都市特有的事物，也就是90年代初北京朴素的人土风情，在第1集中，我们便看到了来来往往的面包车和少许的桑塔纳，还有许多 “凤凰”牌自行车，而方言与杜梅所上的公交车也有它现实的意义即“337路”，他们交谈中的“公主坟”也是现实中的地名，石静在跳楼前听的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的私语》，剧中人物的穿着打扮也相当地富有时代感和都市气息，第一集方言所穿的绑了松紧绳的羽绒服，梳的分头，杜梅的毛呢大衣，蓬松的头发，如卡西尔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中解释符号是：“所有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为知觉所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尤其在当知觉作为某些事物的再现或作为意义的体现，并对意义作出揭示之时，更是如此。”这些事物通过我们的视觉呈现为那个年代背景特有的景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充溢在电视剧中，使得《过把瘾》能够一经播放便火遍大江南北，同时也能够在当下吸引看客的眼光，这一切都来源于符号背后的文化涵义。但这种景观后面也有值得警惕的一面， 正如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所指出的：“资本变成为一个影像，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也就是资本。”正如《过把瘾》是处在文学通俗化的风口，那时的中国社会也处于市场化的关键时期，《过把瘾》中已经初步呈现出代表资本符号的景观，而到了如今《小时代》系列电影，资本不仅仅作为一种景观，更是一个系统操纵着社会的运行，仅仅二十多年，中国社会由内而外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都市情调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事实上，剧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已经逐渐转向了，与改革开放前毫不相同。身为男主人公的方言任职于文化馆，整日无所事事相当清闲，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文化馆们上一直挂着“欢度五一”的牌子，暗示着在市场化大潮中文化馆这种政府部门真是社会的边缘地带！而钱康和潘佑军下海经商，那是时代的弄潮儿。也如德波所指出的“从他们的产品中分离出来的人们，以日益强大的力量制造他们世界的每个细部，同时他们也发现，他们与这个世界越来越分离。”方言身处政府单位，却丝毫没有想向上爬的欲望，也对钱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九十年代的语境中，他如同“局外人”漂浮在生活的表面，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赋予其动力让其猛扎下去。身为女主人公的杜梅，其病态的控制欲不仅仅是其性格问题，也是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当社会现代化进入了“陌生人”社会，这种疏离与孤单感是每个现代人必将面临的困境，杜梅虽然自小寄宿在姨妈家，但她与方言与结婚时也不通知姨妈，姨妈知道后也没有过多表示，恰恰暗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甚至连亲属也未能幸免。相比于方言和杜梅，贾玲的处境则显得更为尴尬，被身有妻室的外国人骗婚滞留宾馆。可以说，现代都市下的每一个人都遇到了各自的困难，相比于现代文学中茅盾《子夜》、曹禺《日出》中的都市问题，《过把瘾》中透露出来的“都市病”是前所未有的，这在今天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剧中的都市语境有着相当强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