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花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国民党政府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同时日本的媒体也没闲着散播消息说：在九一八事变之际，张学良在跟胡蝶跳舞。这个假消息的散播，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可想而知对胡蝶的影响会有多深，尽管多方人士帮忙证实这是这是谣言，可又有几个人能不被影响。而明星公司也因为《啼笑因缘》赔了一大笔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郑正秋专门为胡蝶打造了一个这样的电影，一人分饰两角，以有钱妹妹的最后觉醒为结局。 这部电影，处在电影刚刚开始开发声音的时候，所以本身有声片就是一个噱头。电影里，一开始先交代了家庭背景，一家四口相依为生，却因战乱打破了宁静，只得远奔他乡。 这部电影，在开头还用了老母亲回想过去，交代故事，虽然是一人分饰两角，但极少的把两个角色放在一个画面上，就算是最后母女（姊妹）相认，只有廖廖几个镜头把两个人放在一个镜头里。虽然说明了当时的技术还相对落后，但可想而知，在当时的观众看到同一个人用上了“分身术”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感觉。这部电影做为一部有声片，台词可能相对较多，但这也恰巧是当时电影的一个特点，当时的电影人，一边探索，一边创造。 电影中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片段是桃哥的父亲是被倒卖洋枪的杀死的，可以说间接的让挑哥家的生活更加困难，可大宝二宝的爸爸却就是倒卖洋枪的，在无形之中又对其进行了讽刺。电影的最后，却并没有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结局，这既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悬念，如果这部电影卖座的话还可以继续拍续集，无论是拍大宝二宝的后续，还是拍他们孩子的故事，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电影里常常重复的话就是：难道穷人的命就不值钱吗？可以看出来，身为上层阶层的几位角色，没有人对穷人的命关心，他们的命还不如自己的牌更重要。郑正秋导演自从他步入电影这个行业之后，就一直看重电影对人的教化作用，这部电影也不例外，有对穷人的深切同情，有对倒卖洋枪、推动战争的人的批判，也有对亲情的召唤。 但从今天来看，穷人的命珍贵，富人的命也同样珍贵，大帅妹妹的死是一个悲剧，但不能因为大宝是穷人，所以过失杀人就是没问题的，每个人的生命都神圣不可侵犯。当然这都是立足现在而言，对当时，更多的是为富不仁，欺男霸女，“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其实看到最后，我为郑正秋导演的奇思妙想感到惊叹，当时能有几个人能想到利用电影的技术来一人分饰两角，而且是否因为郑正秋这个导演的想法进而影响到后面包括《双龙会》的一些影片的出现。（这都是我瞎想的，没有什么依据，谁看到了就当一乐就行。）

明星 郑正秋代表作 早期有声片杰出代表

通过一对孪生姊妹贫富不同的传奇生活境遇的戏剧化讲述，深刻揭示了社会的贫富不均 阶级不平等 军阀腐败黑暗等社会问题

题材内容编剧结构有巨大进步 整个故事起承转合 社会批判性的情节体现出郑正秋的一贯坚持 教化民众 感化社会

该片为中国家庭伦理剧的持久创作与基本类型范式奠定了良好基础建立了相对完整的雏形

镜头语言运用较为成熟颇具特色很好地配合影片的主题表达

导演非常娴熟地使用多种镜像手法使画面与情节完美配合最终使导演的拍摄意图得到最大限度的表现

它将传统形式和技巧与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结合起来

在家庭伦理剧这一机具本土色彩的题材类型创作上不断丰富创新为后辈的该类型创作打下基础和范式

《姊妹花》：之所以输给《渔光曲》

1932-1937年属于中国电影的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明星”公司的重要编导中，郑正秋显示出了积极的姿态，于1934年2月13日公映的《姊妹花》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电影不乏亮点，但也显示了一些不足与桎梏之处。

这部影片的亮点之一也是一个重大卖点：人气明星胡蝶一人饰大宝和二宝两个角色。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了，在1931年“明星”公司拍摄的连集影片《啼笑姻缘》中，她就一人分饰两角，分别扮演了交际花何丽娜和穷女子沈凤喜。胡蝶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的，在大宝偷钱家小少爷的金锁时，有一段面部的特写，主要位于额头眉脚那个位置，展现了大宝内心的挣扎；在大宝与二宝相认的那场戏中，大宝的一系列情绪变化和语言表达都恰到好处，另外说一句，胡蝶的酒窝很吸睛。不过，在我心目中，还是更喜欢阮玲玉的那种气质。

1934年，这部影片被评为最佳有声片。郑正秋的艺术煽情手法也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极大的展现，同时，他所开创和坚持的国产电影民族化叙事方式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这部电影的不足之处在于，导演想要去批判一些东西，但批判性不够，比如说对于对立阶级矛盾的批判，从大宝二宝相认开始，就将社会矛盾小化到了家庭内部，而且富人阶级的软化未免太过于容易，结尾总是想要寻求团圆（虽然影片最后留了个悬念：大宝是否能够被救出），但还是很明显地看到了郑正秋所一贯使用的通过富人心软，继而接济或帮助穷人来消除矛盾寻求团圆的结尾手法，这是他跨不过去的老一代式的创作理念。

其次，随着电影的发展，电影美学特征也在随之发展，而这部影片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十分的重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叙事，而且包括剪辑、跳接都手法运用地还是稍显粗糙，我想，这也就是这部影片逊色于《渔光曲》的原因吧，值得一提的是，郑正秋是《渔光曲》导演蔡楚生的师父。

拓展：《姊妹花》公映后，创造了连映60天的记录；之后上映的《渔光曲》，则在没有明星、宣传力度很小等诸多不利因素下，打破之前的记录，创造了连映83天的新纪录；并且，这两部影片都被推送到国际电影节，《渔光曲》获得了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获奖。

电影之外，这是郑正秋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所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也算是帮他书写了一个闪亮的结尾，他于1935年去世。还有的是，胡蝶饰演的二宝和她在《啼笑姻缘》中饰演的何丽娜出现了撞衫，这点仅供娱乐。

《姊妹花》：1934年，明星公司出品，郑正秋编导，郑小秋、胡蝶等主演。 故事原取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系当时翻拍此流派作品的潮流之尾声，故事通篇体现出一个“巧”字，真是所谓“无巧不成书”，与大部分鸳蝴派的作品的叙事结构相吻合，但现在看来未免过于夸张与不符合现实。 表演上虽有戏剧的影子，但总体来说表现上佳，有强烈的代入感，其中尤以胡蝶一人分饰两角为人称道，对于贫富两种角色的自我掌控和拿捏可以说无愧“电影皇后”之称号。唯一美中不足之处是民国电影演员台词表现上的通病，影响观感，使角色跳脱感强，经常在人物和演员间游离，可以算是有声电影出现后的阵痛期。 本片作为民国左翼电影浪潮中的作品，二元对立的设置处处可见，如贫富对立、性别对立、父权和母权对立、军阀和改良派的阶级对立、恋爱自由与约定婚约的爱情观对立等等。虽是左翼浪潮的代表作之一，但不少情节的编排仍带有“影戏”的特点，夹杂着旧民主主义资产改良派的思想，但本片的安排妙处是将这些“旧”的东西置于暗线，故此片已不见宣扬封建良俗的说教，取而代之以对军阀割据、军火走私、民生疾苦、以貌取人和婚约等种种当时（或为影片背景交代的20年代中期）社会不平等因素最直白（直接通过台词借角色之口大声疾呼以及一些简单的情节交代）的控诉，所以对主题的表述有些过于赤裸。开放型结局的处理倒是一反当时影片常态，可以说是本片可取之处。

左翼阶级政治现实电影加家庭伦理。家庭伦理方面也没有很深。很难想象在话剧舞台上摸爬滚打的郑正秋，做出这样的片子。作为话剧太平，作为电影没有分镜头。（有勇气后才写的，没有勇气一直想下去，本来是很有信息能量潜力的）也没啥分镜头逻辑。就是导演的内心。但是一直在拍。也没有成长得特别厉害。最后的奇观还可以。情感奇观。情节奇观。但是还没有Hold得住。最后是女人的联合，亲情的胜利，超越了阶级的厌恶。女儿的转变有些牵强。导演要她转。家庭伦理便是浅在了这里。只有情节，无思考。贫富对立，孝顺，之类希望他有思考的地方，很快就转到情节继续的波折了。大宝和二宝冲突还有意思，有贫富可怜的意味，但是偷东西又的确犯法，维护私人财产是必须的，难道因为是穷人偷东西就值得悲痛平吗？请了农村的奶妈，她穷，就可以偷东西吗？有点滥煽情，同情穷人的左翼电影的感觉了。要思考的是，二宝打她，是对的，不给钱，是对的，厌恶穷人，也没做错，二宝没有做错任何东西，而电影试图让我们同情的大宝，实实在在偷了东西，打了人，是的确有罪的。这个导演觉得罪恶的二宝做的一切罪恶的行为都是合法且对的社会，她怎么做都合理，都应该这样做，这样的社会，怎么形成的，我们如何看待它，才是希望看到他思索的地方，可惜他没有。

一直在想，已经偏了一年，获取到了很多东西。可能不是电影本来有的，但是偏了原来的规范，获取了很多。推翻了原来的。又有新的（些许的出轨很好但是还是不能脱离原来的轨迹，但既然已经脱了，一定遵守原来的轨迹还有必要吗，都脱了，前面的已经不成立了，还是去试图去坚守都力量是什么？孝顺对我们的力量，和这种力量，安全的感觉，爱的感觉，被爱的感觉，归属感，确定感，有什么雷同之处？我感兴趣这个。超出了这个纯情节的片子的诉求了），是不是也有被推翻的可能？随便看看，就能获取这么多，像严肃地完成考试作业那样对待，反而获取不了什么。世界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打破了原来既定相信的轨迹。甚至获取的还多，虽然不一定丰盛但是很多。以前逼自己看红楼梦，也许没有先买随便看看获取的多。一定要“那种”安静图书馆环境，沉浸在里面看吗？不这样就得不出东西吗。大家都这样说。但不小心我得出相反且有意思的经验。正常看可能不会有这种兴趣点和现在看的状态和感悟。

但是共同的女儿的受难这点，加一点点亲情。共同的苦难和亲情的温暖，战胜了阶级。只要女儿的转变合理，这个就可以合理。但是不是纯亲情的也，也有共同的，对人类苦难的体察。没有这种情怀，只有亲情，也会像父亲一样。这是我看这个封闭的故事看到的不封闭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