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白蓝之蓝

    相比《蓝》和《白》，《红》最难理解。红代表博爱，博爱的原文是humanity，也即人性。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改《蓝》的忧郁，《白》的戏虐，用了更加沉稳、冷峻的视角来探讨人性，其思想性是最深刻的，也是对前两部曲《蓝》与《白》的总结。我理解他所说的博爱，是对那些迷失在爱欲中的灵魂的悲悯。那些在寻爱的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蓝》的寻求自我、摆脱桎梏，《白》的寻求平等，《红》的爱与疑惑，统统都是生命的一部分，都是我们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最后，基耶斯洛夫斯基用爱救赎了因爱而迷失的灵魂。

       《红》的复杂，首先表现在其叙事结构上。那些不断被重复的影像，在观影的过程中，的确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一直到片子的结尾，一切才豁然开朗。退休老法官和年轻的法学院学生，两段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生，随着剧情的推衍，慢慢重迭融合为一体，我们可以将之理解成不同年纪的同一个人，因为他们职业相同，在感情上所受到的伤害也相似。导演借助瓦伦蒂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转世重生的期盼。所以就有了老法官当年追逐自己所爱的人，一直追到英吉利海峡；海难生还的年轻法官在英吉利海峡遇见了瓦伦蒂的结局。

       基耶斯洛夫斯基说：这部片子讲述的情感是二分之一个苹果的故事。男人和女人，是被一分为二的一个苹果，来到人世，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二分之一，生命才会完满。完整的苹果如同完美的爱，是由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又和在一起形成的，如果错过了便永远无法完成一个完整的苹果，当分成两半的苹果，来到人世时，总会有那么一些，错过了空间也错过了时间。那么谁来修正呢？我们到底在哪里出了错呢？

       在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三叉路口，两扇开着的窗，以及总是擦肩而过的瓦伦蒂和法学院学生，无一不是导演特意安排的，它昭示着我们的人生：每一天，我们都有机会和无数的人擦肩而过，有些人可能会成为你的朋友或知己，有的则是爱人。这很像几米的漫画《向左走，向右走》，两个二分之一苹果，就这么随意地游走在人生的三叉路口，守候着合二为一的机缘。

       《红》用冷静的镜头，缓缓地讲述着那些错过了空间也错过了时间的苹果。瓦伦蒂深爱自己的男友，却总是被男友猜忌；年轻的法学院学生目睹自己的女友投入别人的怀抱；邻居的丈夫背着妻子和同性的恋人煲电话，女儿偷听父亲的电话，妻子却蒙在鼓里。到底那里出了错？告诉他们真相，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这些是电影引人思考的话题。两个互相寻找的苹果，即使合成了，也未必如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圆满。

       在寻找另一半的过程中，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该往左，还是往右。要想获得完整的那一个苹果，需要等待，静静守候重逢的机缘，你能等吗？

奥古斯特是个极其旁支的线索人物
可以看作是那个窃听癖的退休法官的年轻时代
而这个人刚好是瓦伦丁的邻居
在影片的最后他们同上了一条船
一千多人只得七人得救
而他们是其中的两人
虽然只是他们两人，其实是所有人的救赎

红色其实是一种救赎的颜色
耶稣当年也不是这么做的吗

    慕名而往，字逐句的听看。我以为，这不是个适合电影院的作品，隐喻和小细节太多了是，往往看一遍是不够的。
   作者，显然是以电影，作为思想表述的形式，是用来探讨问题的，并且显然是给了答案的。然而，老实讲，探讨的有些个生硬，情不能动人，意思自然也就传达不过来。又或者，如电影所言，我也是那个tromper sur tout的人。
   要表述恻隐之心，至少要勾起观众的vanite。然而，对于，母女对话的片段，对于小女孩偷听到父亲偷汉子的那段，对于，marque发现自己不是父亲亲生而吸毒的那段，我都没有被引起什么情绪。这些事，在我想来，发生也就发生了吧，毫无感觉。既然勾不起恻隐之心，又如何谈什么走岔路，有更遑论什么救赎了。对，就是“救赎”，这个令我反胃的词，一个被用烂了的陈词滥调。
    至于说，其他许多小的思想传递，我都觉得过于简单，而根本无需探讨。比如，许多人犯罪，只是一念之差。又比如，错放一个罪人，而后其悔过自新，亦算是功德。这些，都，实在是，太简单了，以至于，不知道为何要讨论。我们生来，就绝没有什么全然的独立自主性的，生活的从小的教育机会，背景，财富。是否遇到良师， 益友。等等外力，都会极大的影响我们的人生。对于罪人来说，有一些所谓的罪人也只是，不溶于社会秩序的需要。谁能规定法律？无非是多数人，或者有力量的人。另一些，我们这些岸上的人，或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指手画脚，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去探究他们的人生，大概我们只能说，我们生来为鹰，比较幸运罢了。对了，许多时候，我们只是运气好罢了。
    至于说救赎，太空泛，太陌生了这个词。对于我生活的时代，能做韦小宝，便已经是良心分子了，哪又会有谁有负罪感呢。
    说道人生的道路，爱心显然是没用的。有用处的，只有智慧！
    但凡讨论。我以为，真正高级的讨论，话题必然是无可调和的矛盾，精彩的是讨论的过程，而答案，一般都是，没有的！这一点，莎翁的悲剧，都符合。

    关于《红》，笔者有一个十分大胆的猜测。就笔者所接触到的观影作品或学术论文而言，大多以为电影的主角应当是三个：Valentine，老法官以及年轻法官。但我以为年轻法官也许只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时间上造出来的一个符号而非实体，象征着老法官的过去，在valentine所在的时间轴上，年轻的法官是不存在的，存在者只是老法官。笔者以下将对这个问题进行阐述。
    第一，Valentine与年轻法官始终相近而不相遇、相知，两人始终没有任何交集。年轻法官就住在Valentine的对面，但是Valentine始终没有与年轻男子的直面相遇，其所看见的只是一部红色的吉普车。这种不可相遇性笔者以为并非导演要为最后结束的事故中相遇做下的层层掉观众胃口的铺垫，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风格而言，基完全不屑于去这么做。不让其相遇的目的就是在于告诉观众：他们并非处于一个时间点上，法官的生命时间应该是先于Valentine的，因此无法在同一个时间（影片的时间定位在Valentine的个人生命时间上）相遇。从在音像店里年轻法官先于valentine离开也可以看出这个隐喻。另一方面，老法官也从未遇见过年轻法官，只是遇见过年轻法官的女朋友在庭审外与另一男子调情。若年轻法官真实存在于这个时间，也只可能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继续其在《十诫》中寻找一个与剧情毫无关系的黑衣男子来增加影片神秘性的技巧，在《红》中也安排一个这样的人物，但若果真如此，老法官与年轻法官的女朋友实在没有见面必要，也不需过多对年轻法官的生活进行叙述，且最终结局幸存者中也不需将年轻法官作为幸存者之一，因为他不是主角，只是增加神秘性的工具。如此观之，年轻法官的存在性问题受到质疑。
    第二，片中从来没有任何一处叙述过老法官的姓名，也仅仅在片末提到幸存者Auguste Bruner,即年轻法官的姓名。片中只叙述年轻法官也有一只黑色的牧羊犬，且也从事法官职业，其女朋友的模样也完全符合老法官在剧院叙述自己的女朋友的模样。就如同《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中完全相同的两人生活在不同城市，基耶斯洛夫斯基大可以将这种同时存在再演绎一遍，只不过《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是空间双重生命共存，而《红》是一个时间上的共存。但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个重视现实与真实的导演，其早期的纪录片拍摄将这种风格一贯到底，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其他影片中凡是主角的一定有名有姓（哪怕同名）但名与人是一定对应存在。但是老法官作为《红》中的主角，他的名却缺席、不在场，这种名与人不对位，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名在场，也即年轻法官的名，但是人不在场。这也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利用时间玩的一个小技巧。
    第三，Valentine与年轻法官交错但从不交织的生命轨迹，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要表达的两人的确有爱的基础（音像店里年轻法官先买走了Valentine喜爱的唱片隐喻二人的确有共同喜好），在不同时间点表现这种相近却模糊的爱的潜流，比老法官与Valentine在同一时间轴直接表达炽烈的爱意更具张力，也同时为最后故事的象征性结局埋下伏笔。
    第四，片末年轻法官与Valentine的相遇，也并非物质存在性的相遇，而是一种符号性的相遇。Valentine与年轻法官的幸存只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最后做出的一种可能性的判断：在时间里错过的两瓣苹果有相遇的可能、有爱的可能。这里也是年轻法官与Valentine第一次同时处于一个镜头画面里，但也只是一个定格，镜头马上又转为老法官的脸部特写。影片结尾正是达到这种目的，即告诉观众一种爱的可能，博爱主题的表达笔者以为更多是时间上——时间上错过40年的两瓣苹果仍然可以爱。
    笔者以为，年轻法官的存在问题，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也是模糊的，在《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中，他自己也谈到《红》的叙事结构与存在性问题，认为这个存在性的确是模糊的。或者这种似在非在的感觉更模糊，也更美。
    向基耶斯洛夫斯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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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女主角清麗無比的《蓝》和故事性強的《白》，我更偏愛《紅》。《紅》的故事簡單，傳遞的意思卻是無穷的。時空交錯的恍惚、連环套的精巧、宿命的烟霧，籠罩其間。

故事開始的時候，女主角范伦提娜和年青的法學院毕業生奥古斯特是近邻，但非常像《向左轉，向右轉》。

退休老法官因為范伦提娜的指責而去檢舉自己竊听邻居電話，遭竊听的女邻居作為證人上庭，在等待出庭的時刻，和另一位男士談笑风聲。這位女邻居正是奥古斯特的女朋友，比他大两岁的師姐。

老法官述訴的往事和奧古斯特的惊人相似：我年輕時，曾愛上大我两岁的師姐……；
奧古斯特過馬路，手中的書掉在地上，翻到的那一頁，正是他后來考專業試的內容。
老法官說：一次偶然，手中的书翻到了考试的内容……


如果奥古斯特的女朋友因為老法官的竊听事件出庭作證而結識了新歡，可以說正是老法官一手導致了奥古斯特失戀。如果奧古斯特就是年輕時的老法官，那更玄妙，將來的自已，干預了年輕時自己的人生方向。

老法官建議范伦提娜坐船去英國，並要了船票仔細地看了看，接著就有奥古斯特抱著黑狗也上了那艘船。海難后，范伦提娜和奥古斯特雙雙站在一起。從對面不相識，到千里來相會。

奧古期特和范伦提娜終於結識了，老法官梦見四、五十岁時的范伦提娜過得很幸福。那么，他的命運是否也從此改寫了？應該再也不會以竊听邻居的電話而渡過余生吧？

也許，我們一直以為自己無力改變什么，原來，我們確實在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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