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吞噬灵魂

作者：Tony Rayns (Sight & Sound, Winter 1974)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在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下榻于法兰克福的公寓中，我们录制了这次访谈。他最近才来到了这座城市，这是为了接管「塔楼剧院」（Teater am Turm）——但这一安排在几个月后突然流产了。法斯宾德憎恨法兰克福，尤其是他那些市议会的雇主，他在一部名为《垃圾，城市与死亡》的戏剧中发泄了他的愤怒，但是议会随即禁演了这一出戏。后来，法斯宾德退出了塔楼剧院。1974年12月，这出戏在该市的另一家剧院短暂上映。1975年，丹尼尔·施密德将它拍成了一部名为《天使之影》的电影，法斯宾德也参演其中。

法斯宾德总是需要一位管家来照顾他，而在法兰克福，乌尔苏拉·施特拉茨扮演了这一角色，她是慕尼黑的「行动剧院」的前主人，这座剧院在1967开始就属于法斯宾德了。施特拉茨女士端上了一些茶水，试图安抚消化不良的导演。我知道法斯宾德的英语非常流利，所以我紧张地用英语开始了访谈。但是，法斯宾德用德语打断了我：「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所以，我们就开始使用德语了。这里的英语是由我自己翻译的。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决定从事电影和戏剧工作的？

法斯宾德：很早，大概九岁吧。从没考虑过其他的可能。

记者：您是从戏剧开始的吗？

法斯宾德：不是，我在1965年和1966年拍了两部短片。其中一部源于我对侯麦的《狮子星座》（1962）的喜爱，另一部嘛……有点像戈达尔。但是，那时候每个白痴都在拍电影。我感受到一种迫切的需要，那就是我应该和一个团体一起工作。所以我就进入了慕尼黑的这家「地下」小剧院，在那里我还可以作一些尝试。毕竟胶片可是很贵的……

我的第一部戏剧是《卡策马赫尔》。我一开始只是单纯地写作，因为发行商不想让我们获得剧院的表演权，他们看不到任何利润。当剧院关门之后，我们所做的就成了「反对派戏剧」。警察进驻了剧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但主要是因为，它已经成了一场政治戏剧。

记者：您是怎么回到电影界的？

法斯宾德：《爱比死更冷》（1969）是在几乎没有钱的情况下制作的。我们从一位合作者那里拿到了一万马克，然后我们就把它用完了。《卡策马赫尔》（1969）是通过赊账制作的。当时在院线没有属于它们的市场，但我们可以卖掉电视转播权，这还清了我们的债务，剩下的钱让我们能够制作《瘟疯之神》（1970）。

这些电影都非常戏剧化，正如我们的戏剧也非常电影化一样。我想，我在剧院中和演员一起达成的东西，可以在电影中再度试用。你会发现，你可以从一种媒介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将其应用于另一种媒介。不过，我很快就开始探索更纯粹的电影作品了。

记者：您受美国电影的影响很大吗？

法斯宾德：有些时候吧。在我的早期电影中，有一半都与我在美国电影中的发现「有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将美国电影中的精神移植到了慕尼黑的郊区。

其他电影就基本上和美国没有什么关系了。它们都是在调查德国的现状：移民劳工啦，中产阶级上班族受到的压迫啦，我们自己作为电影人的政治处境啦。《当心圣妓》（1970）明确地探讨了这种处境，我们试着作为一个团体来生活、工作。

记者：您认为这些作品具有挑衅性吗？

法斯宾德：与其说是挑衅，不如说是激发思考吧。我当时会想，如果你让人们面对自己所处的现实，他们是会作出反应的。

我现在不再这么考虑问题了。我现在认为，最重要的是满足观众，然后才是处理政治内容。首先，你必须制作诱人的、美妙的、探讨情绪或其他类似主题的电影……

记者：类似塞缪尔·富勒吗？

法斯宾德：差不多吧。但你必须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拍摄这部电影。换句话说，你要将产生的这种情绪，应用于特定的目的。这是一种政治陈述的初步阶段。

从美国电影中可以学到的重要因素就是，你需要满足娱乐需求，并在这一点上作出让步。我们的理想是做出和美国人一样漂亮的电影，但我们得探讨一些其他领域的主题。我之所以发现这一过程，主要是因为道格拉斯·塞克的作品，或是像希区柯克的《深闺疑云》（1941）这样的影片。当你离开影院的时候，你会感觉婚姻是不可能的。

记者：这是您更喜欢情节剧而非现实主义的原因吗？

法斯宾德：我并不认为情节剧是「非现实主义」的。每个人都会想要把周围发生的事情戏剧化。此外，每个人都会有一堆或大或小的焦虑，他们会试图消除这一焦虑，避免对自己产生质疑。情节剧则会给他们设下难题。

我们可以举一部塞克的《苦雨恋春风》（1956）作为例子：银幕上发生的东西，我们是无法在生活中直接辨识的。因为它是如此纯粹、虚幻。但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些东西与我自身的现实融合在一起，成为了一种新的现实。唯一重要的现实，存在于观众的头脑之中。

记者：不过，您的电影风格与塞克大不相同。

法斯宾德：这是当然，因为我们没有在同样的环境下拍过电影。在他的影片中，至少有一半都洋溢着他的老板与制片厂负责人的天真无邪。无论是多是少，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天真。这是美国电影的优秀特质之一，而在欧洲电影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我渴望某种天真，但我看不到它们。

但是，在我的不同作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风格化的程度，是与影片主题的人造性成正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寂寞芳心》（1974）要比《恐惧吞噬灵魂》（1974）封闭得多。因为影片的主题会引导角色的走向，所以它确实会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两部影片对人物的态度都非常一致（这些天来，我一直试图赋予每个人物某种明确的、可理解的动机），但这种态度引发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主题。

记者：您在其他德国作品中看到过类似的例子吗？

法斯宾德：在其他德国导演身上，我不太能看到这些我一直在谈论的东西。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导演，他们身上有其他的可能性。我确实得到过一些机会，这让我学到比大多数人多得多的东西。我确实觉得自己与沃尔克·施隆多夫有一种亲缘关系，关于对电影和生活的态度，他与我是有点相似的。

记者：您为什么要开一家「股份公司」呢？

法斯宾德：这个团体一直在自我更新。我喜欢和同样的人一起工作。这样的话，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会高一些，否则你就得一直不停地回到起点。

记者：您打算将他们打造成「明星」吗？

法斯宾德：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明星。

记者：您也会试着聚集同样的剧组成员吗？

法斯宾德：是的，但他们不像演员那样具有持久性。他们会做很多电视方面的工作，也会为其他导演工作，不可能拥有这种连续性。但比如说，我只用过三个摄影师，而且我会自己检查所有的镜头。

记者：那么美工呢？

法斯宾德：在拍《柏蒂娜的苦泪》（1972）的时候，我是自己做的。在其他时候，我会让库尔特·拉布来做。他在尤利·隆美尔的《狼的触痛》（1973）中扮演了哈尔曼。我会告诉他我需要的一切，每一种颜色、每一套构图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记者：演员们在一部影片中的角色，会与他在另一部影片中的角色有关吗？

法斯宾德：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尝试极端的变化。《四季商人》（1972）和《柏蒂娜的苦泪》（1972）之间的变化就已经很大了。在最近的几部影片中，你可以一直看到这种变化：《寂寞芳心》中的汉娜·许古拉、《玛尔塔》（1974）中的玛吉特·卡斯滕森、《恐惧吞噬灵魂》中的布里吉特·米拉等等。就举汉娜为例吧，我们每次都会发掘她自己性格中的一切因素，并用另一种方式来阐释它们。

记者：为什么您有时候会制作一些原创的项目，有时则会改编别人的文本？

法斯宾德：如果我发现有人做的故事比我自己做的要好，那我就会直接使用它。我之所以拍《寂寞芳心》，是因为我觉得冯塔纳对待社会的态度，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我是一个德国人，我为德国观众制作电影。

记者：不过，像《四季商人》这样的作品，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法斯宾德：是的，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希望，他能够做出一些生命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和形势，都不允许他实现自己的梦想。

记者：相反，《柏蒂娜的苦泪》看起来可能就更私密……

法斯宾德：噢，它并不是很私密。大家是可以辨识它的主题的，而且他们也确实做到了。因为它也探讨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主题：每个人都经历过爱情中的痛苦，而且（很自然地）希望得到比已有的爱更伟大的东西……大多数人之所以悲伤，是因为他们无法真正地表达自己的悲伤。

记者：它最初是一部戏剧吗？

法斯宾德：是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部非常戏剧化的电影。问题在于，影片中的女人将自己置于一种戏剧性的境地。你会在这部影片里使用非常长的镜头，这种镜头是与表演紧密相连的。我们会认为，这些段落对于女演员来说，是具有连贯性的。只有不被打断，她才能够穿行其中。这是统御影片结构的最初设想，这恰好源于最初的戏剧概念。

记者：您在《美国大兵》的导演评论音轨中表示，当您第一次讲述《恐惧吞噬灵魂》的故事时，您还不知道塞克的《深锁春光一院愁》（1955）。这一发现让您感到惊讶吗？

法斯宾德：并没有，我和塞克就是很合拍，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塞克讲述了很多我也想讲的故事。

（《恐惧吞噬灵魂》）就是个相似的故事，两部影片是不同环境下的产物。塞克讲述的是某种童话故事，我也如此，但我讲述的故事源于日常生活。塞克有勇气去简单地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我可能不相信自己能够简单地做到这一点。

但多年以来，我一直想拍摄这样的故事……我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女演员，直到我遇到了布里吉特·米拉，我意识到她可以做到。这是一个关于两个人的故事，他们处于几乎相同的境遇，他们压抑自己的动机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记者：您为什么在影片中使用那种强调性的淡出手法呢？

法斯宾德：我认为它们很合适，它们非常适用于这种故事。实际上，它们只是将不同的事件分开，然后强调时间的流逝。在《寂寞芳心》中，同样的概念被推到了极端。

记者：您出演了《狼的触痛》，这是一部显然受到您影响的电影，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法斯宾德：它非常勇敢。在此之前，尤利·隆美尔和我合作了很多次，显然他接纳了我的一些做法。但他与演员合作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记者：可以谈谈您刚拍的电影吗？

法斯宾德：那就是《狐及其友》（1975）了。这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的电影。它讲述了一位彩票赢家的故事，他最终散尽了自己的财富。

记者：您还会更多地投入剧院的工作吗？

法斯宾德：是的，我正试着与一群人一起做实验。在剧院中，我对工作和创作过程更感兴趣。在拍电影时，我主要对最后的成品感兴趣。剧院里的观众群体也不同，规模更小，也更专业。

记者：那您的电视连续剧《八小时不是一日》（1972）呢？它面对的观众群体就属于另一种极端了。

法斯宾德：这个嘛，我就得重申那个关于电影的观点了。你知道你会有2300万观众，你得试着为他们找到一些共同点，以此来锚定政治背景。

记者：您可以重复一下这种体验吗？

法斯宾德：如果我之前没说过的话，那么我是会说的。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您只是想尝试一下这种形式？

法斯宾德：不，我认为在我们能做的东西里，电视剧算是最重要的一种了。

“爱是见之于什么而存在的？”是超越了年龄的理解，还是和传统眼光的对抗？空气中流动的让人窒息的对峙感，感情在群体和个体的对峙中逐渐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集体无意识的鄙夷形成了压抑的漩涡，极具表现力如同雕塑的表演风格有种沉默的压抑。

夸张奔放色彩和稳定的运镜也在暗中角力，感情似乎是隐忍的，但是就算爆发也因为极简的台词回应有距离感的动作而显得孤独而无力。

爱是不仅仅能相拥而舞，更要在爱的瞬间在对方身上看到作为“超越”的人格。外国工人在情感共鸣的对抗恐惧中恍然看到了孤独之外的爱情，老妇在健壮的身躯上看到了自己即使颓然老矣也存在的生命诱惑，但是残酷就在于此，双方似乎对爱情不同的需求在一瞬间相遇，却又互相悖谬，不然男人为何要在肉体上出轨，又为何在情感上回归，女人被迫阿里展示肌肉，却又回应“这是他们外国人自己的情绪问题”，人不能互相理解，但不妨碍相拥而舞，甚至肌肤之亲。

法斯宾德在这部电影中对于孤独的刻画是非常精准的，有群体和个体的对抗，也有属于自我的挣扎

如何表现具有疏离感的亲密，如何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法斯宾德通过这部影片告诉了我们。

1，阿拉伯人的阿里和大他20岁的德国女人艾丽有着种族，年龄之间的差距，他们的亲密关系始终具有一种隔阂。一开始艾丽走进酒馆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奇怪的，警惕的眼神毫不避讳地盯着她，这是一种看“局外人”的眼神。而女清洁工同事们对阿里这一类毫不掩饰的鄙夷和艾丽的女儿儿子漠不关心的嘲笑都在提醒这两个相爱的人：你们不是一路人。这种隔阂仅仅是来自于外界的压力吗，我不这么认为，所有人都会被集体无意识所影响，他们自己一定也确确实实明白两人之间的巨大差别，恐惧始终萦绕在他们的心底。他们拥有的共同语言，是灵魂层面的，恐惧也是灵魂层面的，两种力量始终在拉扯这段亲密关系。

2，法斯宾德在影片中运用大量前景遮挡镜头，营造出逼仄空间和不舒展的氛围，楼梯，窗户，桌上的摆件，无一不在提醒着：隔阂，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包括阿里和艾丽的隔阂。哪怕是阿里在艾丽家吃饭这种极为私密性的场景里，这种遮挡也无处不在。而前景具有明显遮挡物的固定镜头，给我们一种稳定压抑的感觉，最典型的是女清洁工们聊天的那一段，楼梯几乎不做太多调度。两人在吃饭时，始终存在的沉重的红色门框，也是同样的道理。

3，两个相爱的人，本应该有多种亲密的举动，法斯宾德省略掉了，多用中景和全景镜头，使我们始终在视觉上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除了省去亲密举动外，法斯宾德也没有描述两个人领证之前任何的心理活动，我们以间离的方式得知了这个消息，就像影片中其他人一样感到意外。

让观众参与疏离感，法斯宾德巧妙地做到了。

4，而非主角之间的疏离感是如何做到的呢，在拍摄对话的过程中，法斯宾德直面拍摄说话的人物，以此做前景，对焦于此，是实景，而其他人做后景，为虚焦，由此产生了一种虚实结合的视觉效果，例如在艾丽告诉女儿和儿子自己结婚的消息的场景中。

5，除了疏离感，紧张感也充盈在影片中，尽管它并不常见，但就像一剂提味的调料，把影片稍过沉闷的气氛一下子提了上去。除了直接用剧情表现邻居，房东，杂货老板对艾丽的排外以外，镜头的运用技巧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房东排斥阿里时，法斯宾德拍摄艾丽在那一刻的震惊，从中景快速拉近镜头，切换到全景，由此制造出紧张氛围。另一方面，法斯宾德通过直面拍摄人物，使观众产生了代入感，感受到周遭人的排斥和冷漠，关系中的紧张感也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