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广场

有句话叫：“美国电影是商品，欧洲电影是艺术品。”

虽然奥斯卡的知名度更胜一筹，好莱坞大片票房吸金能力更强，但是欧洲三大电影节往往能给影迷带来更超前、更有深度的作品。

瑞典影片《方形》（原名《自由广场》）是第7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获得者，影片还入围了第90届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作为一部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讽刺电影，《方形》的风格与奥斯卡还是挺格格不入的。

戛纳电影节被誉为“艺术家的避难所”，而《方形》就是以一位艺术家为主角，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倒霉事，并且毫不留情的讽刺了这位艺术家一直挂在嘴边的艺术、文明、利他主义......

作为一部艺术家自黑顺带讽刺中产阶级的影片，《方形》在上映时让很多观众感受到了冒犯。然而因为黑的恰到好处，戛纳的评委们还是将最高荣誉授予了这部电影。

克里斯蒂安是瑞典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在当地属于颇有名气的公众人物，换句话说，是个体面人。他开的是倡导环保的电动汽车，工作是向大众推广当代艺术，面对美国女记者不专业的采访，也能凭借职业经验侃侃而谈。

如果不是因为一次意外，他的生活可能会一直体面下去。

意外发生在一个早晨的上班路上，克里斯蒂安像往常一样走出地铁，突然有名女子一边尖叫着“有人要杀我”，一边朝他和另外一名“路人”跑来，随后有一名怒气冲冲的男子追了过来，于是逃命女子和“路人”向克里斯蒂安求助。

不过这显然是一个设计好的街头骗局，当克里斯蒂安与发怒男子对峙的时候，逃命女子在“路人”和发怒男子的掩护下，将克里斯蒂安兜里的手机和钱包偷走了。

作为上流社会人士，克里斯蒂安显然对这种江湖伎俩没什么经验，当他和“路人”斥走发怒男子之后，克里斯蒂安还沉浸在自己“见义勇为”的自恋中，过了很久才发现自己手机丢了。

发现被偷之后，克里斯蒂安选择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缺乏社会经验。他没有报警，而是求助于自己下属的技术人员，技术小哥通过电脑找到了手机的大体定位——当地一个贫民区住宅楼内。

楼内有几十家住户，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偷走了手机，于是技术小哥给了克里斯蒂安一个不靠谱的建议：写几十封威胁信，投递给每一家住户，让他们归还手机。

本来技术小哥自告奋勇，要去挨家挨户的投递威胁信，结果到现场犯了怂，克里斯蒂安只好亲自去投递，投完信件跑的比兔子都快。负责开车的技术小哥太紧张，还把车划了一道口子。

虽然搞的很狼狈，但这个不靠谱的建议还是发挥作用了。过了几天，克里斯蒂安真的收到了丢失的手机和钱包。兴奋之余，克里斯蒂安去一家酒吧轰趴，遇到了之前采访过自己的美国女记者，眉来眼去之后，两个人上床了。

和女记者上完床，两个人在处理避孕套的时候遇到了尴尬。女记者想主动帮他扔掉装有精液的避孕套，甚至抱着垃圾桶让他扔进去，克里斯蒂安却不敢把避孕套给对方。

为什么两个人对谁扔避孕套这么执着呢？看过下面这个案例大家就明白了：

美国芝加哥一女子和男友口时，“私吞”男友精液然后吐出来，人工受孕产子。男友得知后控告她盗窃自己的精液和诈骗赡养费，要求赔偿。法庭做出裁决，指该男子在sex过程中射出的精液属于女方拥有绝对产权的礼物，送出了就不能收回的， 因此女方用来人工怀孕产子不构成盗窃和欺诈。

在中国社会，女性还普遍被认为是弱势群体。在欧美国家，这种女性利用法律漏洞把男性坑了的案例也很常见，所以男人们约的时候也会提心吊胆。（可能就是所谓的“过度女权”吧）

克里斯蒂安虽然找回了手机，但是投递的几十份威胁信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贫民区里的一个小男孩家里收到了威胁信，家长以为小男孩偷东西，于是狠狠地教训了小男孩一顿，还不让他出去玩。被冤枉的小男孩非常生气，于是找到了克里斯蒂安，要求他做出正式道歉。

作为“体面人”的克里斯蒂安，当然拉不下脸对一个小孩道歉，于是他把小男孩赶走了。

与此同时，和克里斯蒂安有过一夜情的女记者来到博物馆，问他类似“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什么”这样的话，克里斯蒂安显然不愿负责，回答的支支吾吾，这种态度激怒了女记者。

两个人对话时，作为背景的艺术品是随意堆起来的椅子，这种结构象征着冲突、暴力和不稳定性。场景中还有一阵阵类似装修的噪音，不停打断两个人的谈话，加剧了人物的急躁和冲突。

最终，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也许是衰神附体，克里斯蒂安遇到的麻烦一重接一重，摆脱了小男孩和女记者后，他又被下属坑了。

这一次坑他的是博物馆的外包宣传团队，原来博物馆打算做一个户外艺术展品，这个艺术品的名字就叫“方形”，是一个在广场中用荧光灯圈起来的小方块。

“方形”作品理念是这样的：这个方形是信任和关心的圣地，在它之内，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个艺术品的理念不难理解，属于放之四海皆准的道德观念。然而博物馆对这件展品有更多期待，所以给外包的宣传团队下达的任务是：做一个类似“冰桶挑战”那么火的病毒视频，引爆网络。

宣传团队的两个坑货表示：没问题，交给我们，保证能火。

然而他们真的是只保证火，别的一概不管。

他们制作的宣传视频是这样的：一个乞讨的白人小女孩，手上抱着一只猫，颤颤巍巍的走到方形里面，然后砰的一声被炸的肢体四溅，视频末尾显示了方形的符号，上面还配有一段阿拉伯文字。

这个一下触及了弱势群体、动物保护、宗教歧视等多重敏感问题的视频上传之后，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得不说，导演玩梗真6）

博物馆遭到了舆论的口诛笔伐，克里斯蒂安被迫引咎辞职，为一个自己疏于审查的宣传案当了替罪羊。

失去工作的克里斯蒂安回到家中，反思自己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意识到自己应该勇于承认错误，于是他冒着雨跑到垃圾堆里，寻找写有那个被冤枉男孩家庭住址的字条。

当他找到字条后，来到了男孩的家里，想要向对方道歉，却发现男孩一家已经搬走了。

克里斯蒂安一直是个体面人，但是走了这么多“霉运”后，那个被博物馆辞退，被媒体口诛笔伐，挣扎在垃圾堆里的“体面人”变得狼狈不堪。这种狼狈始于一场街头盗窃案，却也和瑞典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克里斯蒂安宣布引咎辞职的记者会上，一名老妇大义凛然的质问他：（制作这种视频）你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同情都到哪去了？

同情弱势群体，这当然是非常政治正确的一句话，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谁都可以对反对者踩两脚，不过所有的弱势群体都值得同情吗？

目前欧洲面临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非法移民，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吸引不少中东、非洲地区的难民偷渡到欧洲，这些难民也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

影片中有一个乞丐向克里斯蒂安乞讨，克里斯蒂安回复没有零钱，但是可以给她买食物，于是乞丐接下来的态度像个大爷一样，而且还挑三拣四：那给我一份鸡肉夏巴塔，不要洋葱。

还有一个场景是克里斯蒂安参加一个讲座，他与女主持人在台上交流，台下坐满了观众。突然台下有一名男性观众开始大喊大叫，其中不乏“婊子”、“垃圾”、“给我看看你的乳房”这样的脏话。

现场气氛十分尴尬，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反而有人大笑。还有人解释说：这个男人是患了“秽语症”，拜托大家宽容一点，这是无法控制的。

典型的你弱你有理，是不是很荒唐？然而在倡导包容、平等，过分强调“政治正确”的欧洲社会，现实就是这么荒诞。

有几个人敢指出难民造成了当地的治安问题呢？

有几个人敢指责某些特殊团体，在倡导自身权益的时候，也妨碍了他人的正当权益呢？

影片讽刺的高潮是博物馆组织的一场晚宴。

在宴会上，组织方安排了一个行为艺术环节，曾出演《猩球崛起》、《金刚：骷髅岛》等影片的特型演员泰瑞·诺塔里以“猩猩”的形象出现，他大闹宴会，赶走宾客，制造了不少混乱。

起初宾客们以为是表演效果，无人阻拦。后来“猩猩”的行为越来越过分，宾客们依然低着头，扮起了“鸵鸟”。直到“猩猩”试图强奸一名女宾客时，一些男宾客才忍无可忍，站出来痛扁了这只“猩猩”。

很多观众觉得自己被这部影片冒犯，其实冒犯的地方就在这个片段，这同时也是放到影片海报中的场景：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些扮作“鸵鸟”的宾客，面对真正的野蛮充耳不闻，反而用诸如包容、做戏这样的理由麻痹自己。

关于这个片段的隐喻可以有很多种解读，大海的理解是：文明面对野蛮的挑战，总会先选择隐忍（绥靖政策），直到一个临界点才会爆发，然后用更加野蛮的手段去对付野蛮。

其实理想的处理方式，不应该是在野蛮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制止吗？纵容野蛮的增长，然后引起更大的混乱，从长远来看，势必对社会的发展造成更大破坏。

影片还有一个片段，导演狠狠扇了那些自诩品味高雅、道德高尚的欧洲中产阶级一个耳光。

当克里斯蒂安向宾客们讲解完展品的艺术价值后，博物馆的厨师登场向宾客们介绍晚宴食物，然而宾客们对食物不感兴趣，已经四散开来各自参观。这时厨师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愤怒的大吼一声：等一下！听我说完！

那些参观博物馆的人群，无论有多么了解现代艺术，无论怎么鼓吹自己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似乎也忘了文明社会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当别人发言的时候，你首先要安静的听完。

2017年5月的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上，《方形》击败《无爱可诉》《每分钟120击》《凭空而来》等佳作拿下金棕榈奖。

2018年1月23日，《方形》和《普通女人》《无爱可诉》《肉与灵》《羞辱》一同提名第9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足以证明本片在学院派眼中的分量。

电影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是博物馆的馆长，正在策划一个名叫“方形”的展览品，旨在激发参观者内心的利他主义，并唤醒他们对下一代人的责任感。

“方形”不仅代表一个方框，也意味着行为的界限，在这个方框里人们会互相照顾、互相帮助。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钱包不幸失窃，而他接下来的反应使得事情变得更坏；

另一边，博物馆的传媒代理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布了一段病毒视频，使他陷入了舆论漩涡。

多件事情的交织下，克里斯蒂安的内心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在“方形”旁边，有这样的标语：方形之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之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也正是克里斯蒂安展览“方形”的目的和初衷。

然而，他并不能真正接受自己推崇的理念。

有人呼吁救助路边的流浪汉，他视若无睹；

妇女呼叫救命，他袖手旁观，直到旁人叫他帮忙，他才碍于面子参与进来；

他给整栋公寓写恐吓信，导致男孩被诬陷；

男孩多次给他挽回局面的机会，他却不作为；

他睡了一个女记者，事后却谨小慎微，唯唯诺诺；

清洁工破坏了艺术品，他表示不要通知保险公司，自己来处理；

甚至是关于套套的小事，都能争上半天。

正如女记者说的：你真的是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

我们由此可见，克里斯蒂安有着虚伪、市侩、圆滑、世故的性格，他爱面子，放不下身段，结果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使得事情进一步恶化。

如果他不写恐吓信，而是在公寓挨个敲门询问，虽然不一定能找回手机，但一定不会诬陷男孩；

没有男孩的回信，他就可以全心投入工作，严格把关病毒视频，就不会被网民指责，也就不会辞职；

他没有诬陷男孩，就不需要向男孩的父母道歉，也就不会错过女记者的电话。

他不敢挨个敲门询问，选择了不用露面的写恐吓信，导致男孩被诬陷；他因为忙于处理男孩的回信，无暇顾及病毒视频的发布；又因为忙于给男孩的父母道歉，错过了女记者的电话；他顾及颜面，错过了道歉的最佳时机，再次来到公寓时男孩已经搬家，这件事将成为他人生的烙印，跟随他一生直到踏进坟墓，永远失去了被男孩、和被自己原谅的机会。

写恐吓信，就是万恶之源、错误的开端，如蝴蝶效应般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克里斯蒂安一步错，步步错。

而他之所以不敢挨个敲门询问，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算半个公众人物，很多人都认识他。换言之，是身份、地位、形象、面子害了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死要脸皮活受罪”。

而正是辞职以后，他才可以不顾形象地在垃圾堆中翻找男孩的联系方式，给男孩的父母留言，并且鼓起勇气重回公寓向男孩道歉。尽管男孩已经搬走了，但他终于可以卸下伪装、做回自己，不需要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简而言之就是：高处不胜寒，无官一身轻。

其实，社会就是一个巨型的“方形”，方形之内，你受到种种束缚，不得不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但很多时候也会因此让事情变得更坏；走出方形，才能得到自由。

越是有文化、身份、地位的人，越是处于方形里面。

纵观整部电影，你会发现许多人都和克里斯蒂安是同一类人。

博物馆和传媒代理受到流量的束缚，他们为了提高热度选择了铤而走险；

下属受到面子的束缚，口口声声说要帮克里斯蒂安送信，结果又临时反悔；

下属和克里斯蒂安受到身份的束缚，被飞车党骚扰也没有讨要说法；

主持人受到形象的束缚，台下即便有人说脏话也不好意思制止；

宴会上的宾客无疑是最典型的例子，没有人对“猩猩”动手的时候，自己也不好意思对“猩猩”动手。当大家都动手的时候，又变得不好意思不动手，于是跟着大家一起打“猩猩”。

这就是跟风、盲从，大家怎么样，就跟着怎么样，避免自己与众不同、成为“异类”。大家都在看热闹，你动手就成了“异类”。大家都在打“猩猩”了，你不动手就成了“异类”。

很多时候他们不是不知道想干什么、该干什么，只是觉得不应该和大家不一样，大家在做什么就跟着去做，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坚持自己的勇气。

这不仅是电影的虚构桥段，更是事实。艺术家要在商业和艺术找到平衡，电影人要在口碑和票房找到平衡，上班族要在生活和工作找到平衡……总有一些东西束缚着你，让你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

而方形的外面，是弱势群体、儿童、动物。

乞丐无所束缚，敢用不友好的语气乞讨；

儿童没有身份地位的烦恼，敢于跟着父亲一起去公寓；“猩猩”更是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们拥有了相对的自由，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乞丐不懂礼貌，就会遭到侮辱，叫你自己把洋葱挑出来；儿童不懂人情世故，就会被批评打骂；“猩猩”不听话，就会遭到群起而攻之。

日月更替，长此以往，结果就是乞丐为了讨饭不得不放下尊严，卑躬屈膝；

儿童会长大成人，被社会磨平棱角，变得圆如卵石；“猩猩”经过千万年从而进化成人类。

走进方形，是一种趋势。因为社会容不下方形之外的人，世间存在一种无形的力，把他们推向方形之内。但你一旦走进方形，想出来就难了。

因此，方形也是一座围墙，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方形之内的克里斯蒂安被自己的身份所束缚，渴望自由，但等他真正辞职、走出方形以后，仍然需要重新去找工作；方形之外的儿童渴望快快长大，但等他们真正长大、走进方形以后，又觉得还是小时候最快乐，但你已经无法回到童年。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记者抨击克里斯蒂安和博物馆，说他们自我审查、不言论自由。

自我审查是指，发布作品前，先自我鉴定一下是否触及政治、道德、宗教等话题，是否会伤害广告商的利益等等，然后去掉这些部分再进行发布作品，导致了报道的不中立、不真实、不全面、不可信。

我们常常抨击新闻不自由，其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完全自由。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再也无法遵循自己的内心。

不仅仅是记者可能言论不自由，全世界人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学生不能反对老师，员工不能反对老板，下属不能反对领导，军人不能反对将军……没有人规定这么做，但这早已成为经验和常识，早已深入骨髓和血液。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被认为是“幼稚”“不懂事”，仔细一想还真有点可怕。

更为可怕的是，“方形”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无数个。

失业者在方形之外，月入3000的在方形之内；

月入3000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万的在方形之内；

月入1万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0万的在方形之内；

月入10万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00万的在方形之内……

收入特别高的人，他可能在运动、艺术领域是处于方形之外；运动、艺术领域的佼佼者，也可能在政治、商业领域是处于方形之外。

甚至除了具体的领域之外，方形还可以代表抽象的收入、阶层、社群、行业，以及面子、身份、形象、尊严……

方形是相对的，整个世界就是无数个方形构成，我们同时在无数个方形之外，同时也在无数个方形之内。我们画地为牢，无时无刻不受到方形的规则的羁绊。每个处于方形之内的人都有自己的烦恼，解决了这个烦恼还有下一个烦恼。

正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世俗之人走出这个方形又会进入另一个方形，永远无法脱离方形的束缚。只有做到没有世俗的欲望，才能达到大义凛然的境界。

可是真正能做到这点的又有多少人呢？可能只有大师才能做到吧。

距离上一次正经八百写影评已经好几年了，上周有幸参加平遥的首届国际电影节，八天里每天超过10个钟头坐在国际放映标准的影院里看4K乃至巨幕上的非商业片儿，彻底激起了我早已麻木的观影体验——要知道，自从若干次出现2D票必须换3D场的坑爹经历，我已经很久不进电影院。

这篇儿不是单纯的影评，出于喜爱，我想捋一下电影《魔方》中的三个艺术展和电影叙事的关系，毕竟，作为一个艺评人，总得有点儿专业态度。

【电影里的三个当代艺术展】

影片的第一个场景就是博物馆里的采访。

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博物馆馆长Christian，其中一个问题涉及到其艺评文章里的拗口用词。Christian解释半晌之后举了杜尚的“泉”做例子：博物馆对于艺术品来说，就是全部的意义。

这段记者问不下去而Christian也并不想多说的开篇采访，把《魔方》这部电影划进艺术圈的步调。

作品A、景观装置

如果没有记错，这应该是一个关于某位艺术家把自身用品或垃圾做了多年的积累后，重塑成型，并堆砌成景观类装置作品。墙上的字是“YOU HAVE NOTHING””。

在电影里，这个作品从第一个镜头就被置为访谈的背景，中途多次出现游客参观、清洁工打扫的画面。

作品B、大猩猩（视频+行为艺术）

说的是“大猩猩”，由人类扮演的大猩猩，展示野兽的自然习性——其实也是艺术家或者导演对“人类兽性”一面的某种暗示。

展览中的录像作品，也多次出现在主角独处的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大猩猩”的扮演者是《猩球崛起》的动作指导，也是一个著名的研究猩猩的艺术家。由他在本片饰演的“被艺术家豢养的类似大猩猩的人”，在高潮部分的表演，足以震撼荧屏内外。

作品C、魔方（方形）

Christian策展的阿根廷艺术家的作品“魔方（The Square）”的作品理念是这样的：方块里是一个信任和关怀的场所，走进它的内部，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男主角带着两个女儿，在博物馆里参观尚未公开的展览

《魔方》是贯穿电影始终、一直在包装宣传层面还未正式开放的重要展览，除了博物馆里的展厅部分，还有广场上的公共艺术作品。为了“布展”也就是将“方块”安置在广场上，电影开篇推翻了一座中骑士形象的雕像作品。

显然，骑士雕像是一种英雄崇拜的指征，而“方块”的代替，则是打破个体异化，提倡人人平等。换个说法，就是西方政治哲学里的“平权”意识。“平权”的本意是帮助少数及弱势群体，消除歧视；但是瑞典原本就是一个高度平等的国家，为什么影片还要挑这样一个话题？

要知道，在很多国家，过分强调和维护少数人的权利，早已遭到多数人的逆反心理，也由此出现一个词汇：“逆向歧视”。

回看展览《魔方》，从策展角度来说，一个展览，一旦涉及到公共艺术，面对的就不仅是进入博物馆的那批观众，还需要各阶层、群体的关注，甚至全民参与和讨论。当代艺术面对大众观看并不困难，毕竟，除了周一，博物馆每天都要开门，进门的人大部分都会参观所有展品；只是进门参观的人非常有限，当代艺术走出博物馆变成公共艺术，难在如何“引起关注”。于是博物馆主动出击寻找宣传和包装的方案，试图把这个作品的开展，作为一个话题在社会上引爆。

展览《魔方》的室外部分

你看，一个相信艺术品只有在博物馆里才有价值的馆长，竟然试图让展馆里的作品，走出博物馆获得全民关注。然而，他的采访里并没说错，艺术品一旦离开博物馆，就什么都不是了——影片开启失控模式。

【正 文】

《魔方》是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参展影片里实力最强的一部，载誉“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既然是个电影，又是个国内上映遥遥无期的艺术片，那就索性用“艺术观看的角度”拆解一下剧情——就着那个艺术博物馆的背景和展览们。

《魔方》这个电影虽然有一条事件感很强的主线，却并非线性叙事。尤其是，从第一个镜头起，就透着一股子并不想让人看懂的“当代艺术”范儿。

男主Christian

影片主角Christian是瑞典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精英阶层、著名策展人，离异，开特斯拉。影片说的是Christian在广场上被碰瓷团伙盗走手机钱包，费尽周折粗暴找回，最后想要弥补“错误方式”造成的恶果。在这条主线上，身份和立场差异导致的人与人的不沟通、不信任，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日常“车祸”，而现代人社交恐惧的源头，在“车祸”中被镜头放大得纤毫毕现。

1、Christian上班路上在某广场遇到一个碰瓷团伙，当Christian面对未知威胁，在全员漠视的人潮中试图伸出援手时，“求助者”掳走了他的手机和钱包。

博物馆里，Christian的下属，一个年轻的黑人，对手机（开启了定位功能的苹果机）事件极其兴奋，主动跟踪定位，自告奋勇帮助Christian寻机。而方案是，给某栋被定位的“贫民窟”群发打印的威胁邮件：小偷，你被定位了，到XX便利店交还手机和钱包，注明XX收。

Christian被这个荒唐的方案说服了，带着同事找到那栋大楼。不料同事执意待在特斯拉里看车，Christian只得独自上楼发邮件。

上楼之前，Christian问他的同事，我还能相信你么？

Christian穿上同事的夹克去发邮件

2、Christian请的外宣团队来博物馆开会商讨《魔方》的宣传方案。值得一提是，一个画风奇特的老男人出现在会议上。在Christian的团队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拎着一个吃奶嘴的婴儿一起上班和开会。这个画面在电影里被多次强调。没错，这是典型的自由、开放、平权的象征，还会让人艳羡艺术家的浪漫——“艺术家”的身份往往会掩盖一切不合理，就像在艺术馆里，面对金箔和废纸，我们会一视同仁。

婴儿的出现，让这群拥有艺术界绝对话语权的人，显得过分随意和家常——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决定了“马桶”或者“垃圾”是否放在聚光下被我们解读成艺术。

3、第一个和艺术有关的“车祸”是在接下来的展览开幕酒会上，Christian发表完激动人心的人演讲之后，请出大厨介绍菜品，可是并没有人想听，艺术界的高端宾客纷纷涌向餐厅。茫然无措的厨师忽然大吼一声喝住人群，随即讲完菜品介绍。

为什么馆长站在这里侃侃而谈宾客都会驻足倾听，而厨师站在这里却被当做空气？

你看，即使是博物馆筛选出来的群体，也会出现无法倾听的尴尬。博物馆内的权利意识在这里出现第一个车祸。

4、作品A的作者在博物馆的论坛区接受公开访谈，观众席中出现一个口吐侮辱性词汇的妥瑞氏症患者（不自主出声、怪叫），又是平权意识的左右，不仅没有人去劝阻或者把他带离现场，还有一群人帮腔解释病人的不自控，并要求大家理解以及假装没有听到。

这段长达五分钟的访谈现场，像极了行为艺术。主持人、艺术家、观众，以及屏幕外的人，在一声声“表子、狗屎”的辱骂中，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沉默着。

道理上没毛病：不分种族、信仰和肤色，以及老弱病残孕，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义务，包括在一个艺术殿堂里听一场论坛。这是平权的基本。但是为了照顾老弱病残孕，而牺牲掉的一部分人的权利，比如正常听讲座的权利，是否又违背了“平权”的基本概念呢？

博物馆里的第二场车祸，仿佛上一个车祸的高端版本，这一次，众宾客选择了忍耐。

——此处假装有截图——

5、虽然发邮件那晚的经历极其不快，Christian的钱包和手机竟然完璧归赵。极度欣喜的Christian在博物馆的派对上疯狂作乐，随后和那位采访过他的美国女记者回家。在她的家里，极其荒诞的场景出现了：一只兀自走动，假装没有看到他们，坐在客厅里画画涂口红的黑猩猩。

关于猩猩这一段，隐喻的是男主在女记者家中看到了他的“本我”。而他在本我暴露的同时，忽然有了遮羞的念头，也就是自我的回归——于是他的本我在涂口红，看报纸，慢慢变回一个理性的人……然而门一关，本我在性欲支配下又占上风。

在“文明猩猩”的窥视下，Christian和女记者在床上做完兽欲大发的苟且之事，又因为争夺避孕套的处置生出另一波尴尬。

6、Christian被奇怪的一夜情和便利店出现的第二个寄给他的“邮件”折磨得心神不定，没有心思讨论即将上线的宣传活动，草草打发给同事。

而这个讨论的决定是，给即将开展的《魔方》做一个和作品理念完全相悖的网络宣传，利用恐怖视频的效果在YouTube上赚取病毒式的传播和关注。

宣传的事情分给专门做策划的公司原本是个很正常的理念，毕竟术业有专攻——但是，这个展览关系到博物馆艺术走进大众视野的语境转换，作为策展人和馆长的Christian，明明非常了解“艺术品一旦离开博物馆就什么都不是了”，却任由外宣公司重新包装“方块”并放在YouTube上——他们聘请的外宣公司，不过是YouTube上做热点小视频的二人组合（此处也算是个Bug）。

YouTube上做热点小视频的二人组合

7、展览A再次发生车祸，这次是真的。

有人来告诉馆长，他们的作品A被清扫车碰坏，需要联系保险公司；Christian立即阻止，要求同事不要声张，关闭展览，晚上按照片复原。

清扫车

对Christian们来说，博物馆就像他们的第二个家，进入这个让人安心的庇护所（另一种概念的魔方），他们的身份是稳定的，话语是有力的。这种舒适感让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具——正如他们带着孩子去博物馆上班那样。

8、女记者到博物馆找到Christian，执意和他探讨那一晚（一夜情）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到女记者，Christian下意识认为自己遇到了每个名人都会遇到的麻烦，比如勒索。然而女记者只是告诉他，她觉得自己爱上他了。显然，Christian并不相信。

就像Christian遇到作品A被损坏时做出的决定那样，面对女记者的逼问，他选择不承认、不沟通和不相信，试图把一夜情当做没发生过。

9、Christian收到的第二个便利店“邮件”来自那栋大楼里的一个小男孩。男孩因为群发的邮件被自己的父母当做小偷，禁止了一切娱乐活动。男孩儿一再寻找Christian，希望Christian向父母澄清自己不是小偷，遭到Christian的拒绝。

Christian在家门口赶走了男孩儿，却被自己女儿的到访吓得不敢开门——一个堂堂博物馆的馆长，在自己的家里，竟然恐惧一个贫民窟的孩子。他害怕什么？

10、这时，博物馆外聘的小视频组合做出来的宣传片儿在YouTube上火了。外宣公司的宣传方案是，让一个五岁的金发小乞丐抱着布娃娃走进这个方块，并在这个方块里被炸得粉碎。

一件博物馆的艺术作品，竟然把乞丐、白人、儿童和恐怖事件联系在一起，视频立刻激怒大众并引发病毒式传播。影片的气氛随即到达高潮。

（这里解释一句：“金发白人+乞丐小女孩”作为恐袭目标的特征，触怒的是因为“逆向歧视”而早已憎恶“平权”的大多数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贫穷无产阶级。）

11、《魔方》的高潮部分是一个看似和主线无关的独立现场。在博物馆的宴会上，作品B“大猩猩”的现场行为艺术……表演。

“大猩猩”入场之前，有声音对宾客提示：“这是一个假想的森林，会有危险发生，请大家按照森林法则求生”，众宾客仍然以为这仅仅是一个餐前真人秀的表演。随着表演者的情绪调度，宴会现场逐渐失控，被冒犯的艺术家和一些宾客愤然离席。“大猩猩”随即控制整个宴会，成为森林之王，紧张的情绪蔓延开，所有人噤若寒蝉……直到“大猩猩”几乎当众强奸女嘉宾，终于有人反应过来，爆发，一拥而上，暴打异类。

如果回忆起前文的猩猩，你会发现，上一只真的猩猩在两个疯狂苟且的人面前坐着画画；而这次的假猩猩，却在人类的高雅殿堂上兽性大发。

除了两个荒诞场景里“真假猩猩”的互喻，这一幕与之前的某些场景也颇为相似——被妥瑞氏症患者打断的艺术论坛。那位妥瑞氏症患者和这个扮演大猩猩的人一样，都是周围这些“高雅艺术的欣赏者”害怕沟通的异类（少数裔）。

无法沟通，是因为多数人对自己的身份过分维护，害怕任何当众行为会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不尊重平权）。与其说他们是害怕阶级对立，不如说是他们害怕自己变回对方的阶级（出现对方的举止）。

“大猩猩”用一个失控的表演，成功地把现场的“高雅人士”统统拉下文明的神坛，返回兽性的森林。现场爆发一段众多礼服男围殴异端分子的“粗鄙行为”。

如果你看懂了这个行为艺术，这个电影里所有的“不合理”的存在就都有了解释——平权，的确存在于类似博物馆这样的高雅殿堂，也就是“魔方”之内，但是，当无法沟通的异类进入这个魔方，众人呈现的“集体失语”其实源于恐惧，也是他们在“魔方”之外，对他人或弱者选择视而不见、不听不信的那个恐惧——恐惧他们持有的文明、高端、正确的“标签”会被人碰掉。

12、失控的宴会之后，剧情从一开始的拒绝沟通，开始转向弥补性的沟通。

当Christian在家门口再次遇到贫民窟的男孩儿，他失手把孩子推下台阶，而这一切都让自己的两个女儿看在眼里。

终于，他去门外的垃圾堆翻找被扔掉的男孩的联系方式。就像他按图复原自己的博物馆里的“垃圾堆”一样，这次他进入一个真正的垃圾堆，试图掩盖自己的过错。

找到电话号码，Christian坐在沙发上，对着手机摄像头，录制了一段演讲般的措辞：对不起……我是犯了错，但这些错误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是社会的错……

你看，Christian们并不是放不下身段，而是和他们的身份地位根本就无法分开。当他面对一个被他伤害过的小男孩，试图开口道歉时，却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几乎没说过人话——为自己辩护开脱以及向社会转嫁责任，是Christian们的惯性。

13、Christian在新闻发布会上道歉并宣布引咎辞职时，被愤怒的观众追问到哑口无言，还是油管视频组合的认责声明挽救了他。随着记者对展览详情的追问，Christian顺势给《魔方》做了一把广告，尽心尽力地介绍《魔方》和艺术家的真正意图。在Christian的官方发言中，一切仿佛又回到正轨。

你能说Christian是对艺术或者他人漠不关心的那类人么？当然不是！Christian们秉持环保理念，关心弱者，爱护孩子，对冷漠广场上对求助者施以援手……虽然他从未“忘我”，可是你看到了，他分明是以社会道德和身份职责为己任。

14、终于有一天，他带着孩子们路过那栋他群发过邮件的楼，带着孩子们一起上楼，敲开一家门，道歉。独居的老人说，从未拆过没有收件人的邮件——而他们找的小男孩一家，上周就举家搬迁。

故事就这么结束。Christian试图弥补的结局戛然而止。

【最后再说两句】

在平遥电影节最后一天认真二刷的两个多小时里，我有一个钟头都在如坐针毡。抛开《魔方》的剧情，就不难看见，影片中所有的失语和荒诞，都在直指我们每个人的身份意识。

而当剧中人物真的忘记身份，传递出来的，又满目荒唐：比如Christian和街头乞丐的若干次沟通和互助。是的，互助。没有“情感投射”的互助行为，是影片中隐藏最深的真正“平权”意识——无论是求助方还是施助方，都是“你有钱，分我一份；你有时间，借我一点”的理所当然。事实上，这种互助行为，通常发生在相熟的同事、朋友之间（同阶层），然而他们的身份分别是精英和乞丐。

影片中所有突发情节，表面上是搞笑的包袱，镜头语言却是行为艺术的犀利。就是那种，放大社会的荒诞、人性的不堪给你看，看到你不忍直视，艺术家却一直在演，导演也并不喊停……没有反转或者结局的提示，你甚至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然而面对巨大荧屏上的“真实”感，你却不得不一直反思，一直看。

比如这个影片里，长达五分钟的Christian楼上楼下的塞邮件；

长达五分钟的艺术论坛上的侮辱性谩骂；

长达五分钟的两个油管小男生的尴尬项目演示；

长达五分钟的女记者对Christian的“事后”追责；

长达十几分钟的“大猩猩”的宴会“表演”；

长达十几分钟的记者发布会上的问责和解释……

事实证明，该片的重复观看会对影片的人物设定产生生理不适。这些全靠表情动作的单一场景、单独叙事的镜头，撕碎了电影的连贯性，也严重考验了观众的耐心……却渐渐显露出“行为艺术”的本质——唤醒。

回顾影片开头，Christian在广场上放置代表着信任和平等的“方块（The Square）”，又在广场（The Square）上被骗，这大约是导演玩儿弄的文字游戏——“平权”这个概念，在政治正确的高压下，早已被掏空本质，变成“失语、失信和互恐”的源头：少数人因此变得无所忌惮，更多的人都在尽可能收缩回自己的阶层（群体）里，无视他物。这导致了真正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变得越来越差。

如果“平权”这个概念真的有用，唯一的出路已经在《魔方》中得到体验：变成TA。无论你的肤色、信仰、种族、健康……是什么，你只需要变成你的交流对象，和TA处在同一个森林（方块）里，按照TA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语言、动作和思维方式和TA交流。主动变成TA。

馆长说的没错。你变不成TA（更好的），都是社会的错；而TA变不成你……

那个惧怕十岁小男孩的博物馆馆长，你以为他怕什么？他害怕男孩的家长有暴力倾向，害怕被不知底细的人勒索，害怕贫民窟的门内，住着一群向他伸手的人，就像他在便利店里遇到的乞丐。当然，他更害怕的是男孩的出格举动让他受到非议，就像他会害怕黑人同事的不可信任，害怕美国女记者打扰自己的生活。他所害怕的，和“社恐”人士所恐惧的其实一样——看不到你的底线，我没办法和你说话。

你以为只有博物馆馆长才会珍惜自己的名贵羽毛么？

其实，你我和他一样。

5月28日傍晚的戛纳影节宫卢米埃尔厅，鲁本·奥斯特伦德欣喜若狂，三步并作两步跳上舞台，甩着一头金发，握紧双拳，呲出牙齿，面对媒体的镜头和台下一种影人的狂欢，一把夺过戛纳电影节颁出的70周年镶钻金棕榈。身后颁奖的朱丽叶·比诺什表演欲极盛，跟着挥舞起双手，一旁的评委会主席阿莫多瓦则微微一笑，一片白色的毛发之下闪烁着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获奖的鲁本·奥斯特伦德

虽然有人呼号，有人哀叹，但周围是此起彼伏的是同一种键盘敲击声——“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摘得戛纳70周年金棕榈”。此时的我坐在媒体中心的高脚凳上，大概是整个屋子里最闲在的一个人。怀着些许失落，我翻开笔记本，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位导演。之后才发现，不仅我一人如此，奥斯特伦德在国内的关注度确实不高，这可以从他在豆瓣上少得可怜的观看人数中窥得一二：除了2014年在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出尽风头的《游客》（Force Majeure），其他几部作品的评价人数加起来也超不过五百。

因此，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得不把他之前拍摄的影片掏出来进行一番梳理，而事实证明，这样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了解导演本人和他的作品，更让人惊叹于他对人与世界的认知。要知道，奥斯特伦德两个月之前刚刚过完43岁生日，而去年拿到第二株金棕榈的肯·洛奇已经81岁了，哪怕是他第一次拿到金棕榈的时候，也已经是70岁高龄了。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的他究竟还能在之后的电影生涯里带来多少惊喜？简直是个可怕的问题。

奥斯特伦德从九十年代开始拍摄滑雪电影和纪录片，之后在哥德堡进行电影方面的深造。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师友罗伊·安德森。奥斯特伦德深受其影响，在一些访谈中，他多次提及罗伊·安德森喜爱的布努埃尔（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偷自行车的人》，而这些作品以及安德森“一景一镜”的拍摄方法都成为奥斯特伦德早期创作的重要参照。直到2004年，奥斯特伦德终于拍摄了第一部虚构长片《吉他蒙古人》（Gitarrmongot）。在这部影片中，奥斯特伦德第一次展现出他对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s）的高度兴趣和对固定长镜头的娴熟运用，所有这些都成为他的标志性特点，一直延续到今日的《广场》。

通观奥斯特伦德在《吉他蒙古人》之后创作的数部长片和短片可以发现，尽管这些片子中的人类行为各异，探讨的问题不尽相同，但所有问题的指向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某种“困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面临两种选择，但两种都不是好选择。”总体来讲，这些困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每个个体面临的困境，而且通常来自于恐惧。在奥斯特伦德的影片中，主人公总是在和自己内心恐惧的本能进行殊死搏斗，比如短片《自传场景：编号6882, 2005》（Scen nr: 6882 ur mitt liv）里，本来为寻求刺激想从高桥上跳进河里的主角在路过行人的劝说下退缩了，最终却被朋友的一句嘲讽激怒，冒死从桥上跳了下去。类似的情境也发生在《游客》中（甚至可以说这部影片就是对上述短片的某种扩展）——男主人公眼看雪崩袭来，在本能（也就是另一个片名“不可抗力”）的驱使之下抛下妻子和一双儿女逃离现场，造成了夫妻关系的巨大膈膜和裂痕。通过恐惧，奥斯特伦德展现出本我和超我的错位，以此描摹出“人之为人”的困境。

雪崩来袭时抢先逃跑的父亲，《游客》

在个体的基础之上，奥斯特伦德又将他对人类行为的观察扩展到社群范围，开始探讨个体与群体之间纠缠不清的互动关系。在这之中，《身不由己》（De Ofrivilliga, 2008）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力作。全片由数条线索穿插而成，每一条线索都试图说明人是如何被他所处的群体改变的。从裙子上一片怕人看到而必须擦掉的污渍，到眼睛被烟花炸伤却不愿在聚会期间去医院进行处理这样攸关性命的大事，再到所有乘客为了让司机开车胁迫小孩承认错误的卑劣行径，导演向观众抛出一连串疑问：我们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吗？别人的评价会改变我们的行事方式吗？面临群体性危机时，人还能够恪守利他主义的信条吗？——这些困境构成了奥斯特伦德影片的中观层面，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关联。

此后，《游戏》（Play, 2011）将奥斯特伦德式困境带入了整个社会甚至人类文明之中。这部作品里，一切文明社会的运行规则被五六个非洲移民男孩打破，他们恶作剧性地劫持了三个瑞典本国男孩，并在没有使用任何暴力的情况下掠走了三个小男孩身上的所有东西。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固然是奥斯特伦德探讨的重点话题——这与《吉他蒙古人》中几组病态的瑞典人可谓一脉相承，但影片关注的更是事件发生的环境和周围人对待事件的态度。尤其是在结尾，被劫持小孩的父亲动手向黑人男孩索要手机，却被围观大妈指斥欺负弱小，甚至上升到种族主义高度（大妈创造性地表述为“双倍的弱小”），奥斯特伦德由此勾画出一条“文明的界线”，标示出“政治正确”与现实生活中道德伦理运作之间的巨大沟壑。

新作《广场》基本包含了之前所有影片曾经涉及到的问题，这也使得该作成为奥斯特伦德至今为止最具野心的作品，堪称人类行为的百科全书。影片以双线结构展开：一面是现代艺术馆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希望通过“广场”（the square）这一现代艺术装置唤醒人们对弱者的尊重和同情，另一面是克里斯蒂安钱包失而复得却引火上身的尴尬处境。从开头在广场上大呼救命的女人，到观众呼吁宽容对待的秽语症患者，再到整部电影的高潮——上层社会的猩猩晚宴，每个段落都展现出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

不过，与迈克尔·哈内克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带来的《快乐结局》不同，《广场》不像是个人元素的简单拼贴和回顾，而更像是一次统合人类行为的疯狂实验，因为奥斯特伦德几乎为每一个场景分离出两到三层含义，这就让整部影片的信息量难以想象的庞大，甚至有一种过度填鸭的感觉，而这样的统合本身是否经得起推敲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正因如此，尽管在戛纳放映时笑声不断，媒体对《广场》的评价却没有观感本身那样强烈。

与之前的作品不同，《广场》体现出更强的讽刺性，这种讽刺性一方面来自于双线结构的对比和剧作中无处不在的观照，另一方面也与奥斯特伦德拍摄风格的转变有很大关系。从《吉他蒙古手》开始，奥斯特伦德就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美学体系，这种独特的个人风格经由两部作品，最终在短片《银行事件》定型。这部短片仅有12分钟、一个完整的长镜头，但传达的意涵却极为丰富。摄影机本身固定在三四层楼高的位置上，视角与监视器类似；通过横摇和推拉，奥斯特伦德不断对画框进行调整，聚焦几组重要人物，同时又将背景囊括其中。大量远景去除了观众的代入感，给人以旁观和偷窥的感觉，使整部影片变成一种冷静清醒的社会学、人类学观察，而这又与他对人类行为的探讨若合一契。

《广场》中饰演猩猩的泰瑞·诺塔里

自此以后，奥斯特伦德逐渐打破这种定式，移动镜头的比例逐渐增加，远景开始向中近景以至特写过渡；监视器视角也逐渐减少，正反打和主观视角在他的影片中显现。到《广场》时，观众几乎已经很难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这意味着观众已经不再仅仅是现象的观察者，而成为了事件的参与者和困境的体验者。比如在“猩猩晚宴”中，摄影机时而随着猩猩艺术家（泰瑞·诺塔里饰，好莱坞动作指导）移动，时而以宴会者视角被安置在桌旁；“猩猩”的一举一动都对摄影机造成强烈的冲击，观众也由此成为恐惧的分享者和权力结构中的受压制者。可以说，这种身份的逆转产生了极强的荒诞感和讽刺性，而躲在摄影机背后的奥斯特伦德一定也是嘿嘿一笑，因为他肯定在借此发问，如果我们身处其间，如果困境恰好降临在我们自己的头上，那我们果真还能笑得出来吗？

作为一部获得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的影片，《广场》毋庸置疑是一部水准之作，甚至是近几年以来最值得玩味的一部作品之一。除了其对人类行为的超高敏感性，奥斯特伦德也对作为媒介的影响有着相当深刻的认知和体察。从《银行事件》、《游客》里作为重要证据的手机影像，到《广场》里导致克里斯蒂安主动请辞的Youtube视频，当代影像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被不断构建出来——它们不仅是观察现实生活的利器，更成为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必然节点。人再也不可能作为孤岛而存在，事件也不再可能是孤立发生的，每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无可避免地进入奥斯特伦德所关注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范畴。

影片获奖之后，人们不断强调导演对中产阶级和当代艺术的嘲讽，却忽视了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事实：在奥斯特伦德生活和创作的瑞典，大富豪仅占人口的比例的1%-2%，而贫困阶层不足人口的5%。在这个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被“中产阶级”的社会里，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中产阶级”存在了——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奥斯特伦德在他的影片中不断表现的所谓中产困境、躁动、病态，其实就是人的困境、躁动、病态，简而言之，就是人性。

————————————————

北大二刷后补：

作为一部进入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终夺得电影节金棕榈奖的作品，《方形》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质量最高的那部作品，但一定是今年最具话题性、争议性、复杂性和独特性的一部作品——你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影片到底想要说个什么，因为它虽然有一个主线情节存在，但每个场景又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方形》又绝非是一部让人不知所云的电影，每一个看似独立的场景，其实又在一个更为宽泛、抽象的概念上达到统一。

这里所说的“概念”，我想即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尴尬”。《方形》并不易看，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自成体系且含义复杂的表意系统，更源于主角经历在观众身上的投射，源于观众自身在观影过程中以至走出电影院后都挥之不去的巨大焦虑感。

在片中，“公众人物”克里斯蒂安不得不面对的是“公众”一词对他的诅咒，他必须面对公众对他的道德批判，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一个孩子的质问责难（而且不无道理），必须在鱼水之欢过后面临女记者对人类最基本生理需求的不信任，甚至他对乞丐的一番好心也要受到指手画脚。而克里斯蒂安显然只是某种社会地位和阶层的符号性象征，是某种普遍化的经历的具象体现。在瑞典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暴露在手机定位、油管视频甚至是摄像机镜头（也就是晚宴中的“猩猩”）之下。那个对弱势群体颐指气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些曾经被默认的伦理和规则在新的场景中被重新评估和定义，新问题的产生使得真实可感的人类和他们头脑中的契约骤然撕裂。在这个权力关系发生吊诡逆转的时刻，人该怎么办？人会往何处去？这大概就是《方形》想要呈现，但也毫无能力解决的终极问题。

奥斯特伦德的问题或许有些超前，但这无疑是一个全体人类早晚都要面对的问题。说不定哪一天，难民危机终将变成欧洲危机，政治正确终将化为一种政治禁锢。

其实，一切都在须臾之间。

难民、罗姆乞丐、性别平等、家庭关系、特定阶层的伪装、当代艺术的故作姿态、公关的悖论。。。Ruben Östlund在2个半小时中要说的内容太多太多，有些是其从瑞典社会内部看到的问题，有些则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思考和投射。与更有聚焦、主题更脚踏实地、手法更大众化的前作《游客》比起来，本片显然刻意不讨好大众，而是趋向那条众多“装逼”欧洲导演前赴后继、乐此不彼的严肃“政治艺术片”道路，不为娱乐大多数人，而是只拍给“看得懂”的少数人看——只是在穿插冷暖幽默和尴尬桥段时才照顾到我等局外人的观影体验。一句话，这样的出发点和成品，未受标榜大众口味的好莱坞的青睐自是意料之中，或许也在导演计划之内。

那么Östlund真的是想让大家懵逼吗？那我们就偏来试试能不能看懂。

难民

影片开头，男主角亲历的那场“托儿”行窃记在瑞典这个北欧社会并没有很大的代表性。说的政治不正确一点，生活在福利社会中的公民还需要去偷个钱包和手机来养活自己吗？虽然小偷二人组（抑或是三人组？）一看就是瑞典人，但后来黑人小哥助手帮忙手机定位找到的那栋难民移民楼却可能更符合大多数人的联想和推测。在这栋楼里群发控诉信的奏效还有之后那个气势汹汹地出现、要找男主角讨个说法并为小哥鄙视自己移民口音愤怒不已的沥青发色小男孩（实在是佩服这位小演员黑帮大佬般的派头和演技）以及男主角对他的态度则将瑞典的难民问题进一步展开了。导演想要让大家思考的问题似乎是，难民难道是所有犯罪问题的罪魁祸首吗？考虑到前几年瑞典成为全球人均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被不少国外非主流媒体看好戏地按上各种夹杂着恐惧、偏见、幸灾乐祸和别有用心的误报，被天朝人骂“圣母婊”，那么客观地问一句，他们的政府有没有勇气将问题摊开、一分为二的说，而不是一味政治正确以至更加激起非议的逆反心理致使后者蒙头奔到黑呢？在影片的最后，男主角是不出所料地与自己对难民的嫌隙和解了。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要找到答案并不容易。

罗姆乞丐

当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习惯用“吉普赛人”称呼那个似乎只在电影和小说中出现的欧洲流浪民族时，西方早已摒弃了这一被认为带有歧视性的名称，代之以更“人性化”的“罗姆人”。随着欧盟内部边界的开放，血液中貌似流淌着随遇而安基因的罗姆人自然不能落后于其他因工作、学习、家庭等原因在欧盟内部搬家的公民。于是乎，只要你两年前去瑞典，几乎在每座城市的每家ICA超市门口都会看到一名坐在门口泰然自若地乞讨的罗姆人。你说，这让以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闻名的瑞典情何以堪？政府不能下达命令驱赶这些罗姆乞丐，但人们又不能无视这一道道让人尴尬的城市风景。在影片中，作为从丹麦来的成功移民代表的男主角和这些不怎么受待见的罗姆移民的几次互动就非常值得玩味。前者是一副西装笔挺的人模狗样，后者则是衣衫破旧的乞丐相。然而，一开始高高在上的人模狗样却两度被乞丐相强行拉低了姿态。但导演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讽刺和说教，两个前后出现的不同乞丐的对比像难民一样，将罗姆乞丐问题也一分为二地展开了。第一个乞丐可以在7-11便利店里向男主角理直气壮地提出点单要求：chicken ciabatta（一种鸡肉三明治），还不要加洋葱。第二个却在向男主角乞讨遭拒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在他向其他衣着光鲜的商场顾客求助无果后，帮他看管大包小包购物袋，以便他去找女儿。有了这一对比，你还会觉得罗姆乞丐讨人嫌吗？是也不是。就像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人一样，没有谁可以一概而论。

性别平等

说性别平等这个词可能有点泛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博弈，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男主角和美国女记者在对两人（性）关系的处理上。在#Me Too风起云涌的当下——更不用提在以男女平等为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当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瑞典——男主角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揭露的对象：利用自己X-Royal博物馆馆长的地位和身份，诱使与他有工作联系的女记者上床，之后销声匿迹。但事实上，一边，男主角似乎实在是对自己说不清有多少真实欲望又有多少勉强配对的酒后乱性感到尴尬；另一边，在经历了这段一夜情之后（或者在经历之前就已潜伏着萌芽？），女记者却对他产生了一定感情，并希望进一步发展。说到这里，是应该讨论是否更多男性可以有不带情感的约炮，而更多女性则会选择与喜欢的人约？还是应该探讨某一个性别的社会身份在对异性的吸引力中究竟会占多大的比重，如果再加上有颜值呢？结果到底是你情我愿，还是权力博弈？孰是孰非，就和Catherine Deneuve在#Me Too风潮中带头的那股非常政治不正确的逆流一样引人争议，也让人深思。

家庭关系

影片中男主角和两个女儿的关系让人禁不住联想到讨论两性的家庭责任的《游客》。在那部前作中，父亲因为在以为要遭遇雪崩时，本能反应地扔下妻子和儿女，自顾自地一溜烟跑了，在剩下的旅程中一直被妻子和一双小儿女嫌弃，整个夫妻关系甚至陷入了危机。本片似乎是前者的续集，父亲最终没能保住婚姻，在轮到他照顾两个女儿的这一周里，从一开始女儿之间的争吵，到被女上司训斥、被难民小男孩堵在家门口讨说法而对男孩粗暴相向，种种这些都尴尬地被女儿们看在眼里，直到最后他带着女儿主动去那栋难民楼里试图找男孩进行和解，才给他和女儿的关系勉强画上了一个圆圈。

特定阶层的伪装

时尚的西装、炫酷的特斯拉，甚至潮流的红边眼镜，都构成了男主角博物馆馆长的社会形象。但这些华丽的衣着下面，却是一个因为被偷了手机和钱包就把定义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作为工作要务的俗人，一个可以一边在自己博物馆的艺术作品中讨论信任和关爱问题、一边却看到罗姆乞丐就说没带现金的两面派。插一句，在现实生活中过，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当过这样的俗人，也当过这样的两面派，无所谓我们的身份和地位。而在影片中，以男主角为代表的这个特定阶层（称之为中产阶级也好，精英阶层也好）的伪装在那位猩猩模仿者的酒会表演中被彻底撕开了。在充满了原始动物性和攻击性的“猩猩”面前，这群衣着光鲜、正襟危坐的客人都在等着用牺牲别人来自保。在面对某些个体受到攻击呼喊救命时，担心受牵连的周围人的全体噤声或许无可厚非，就像电影镜头一遍遍掠过的那些乞丐和流浪汉，一次次出现的“拯救一个生命”的画外音，如果这些别人的厄运与己无关，那么有多少人会去在意，会主动去伸出援手？这里再次无关身份和地位。但影片中另外几处尴尬却是与身份和地位相关的。当一群VIP前一秒还在或静立或姿态优美地半转身端坐台阶听博物馆馆长发言然后掌声雷动，下一秒换厨师上台就不顾礼貌地乌央乌央散去，致使厨师忍不住大吼一声时，当与“镜子和碎石柱”艺术家的对话被一位所谓Tourette神经障碍患者的秽语辱骂不断打断，主持对话的博物馆女士（本人也是被辱骂的对象之一哦）却还要说“无论观点如何，欢迎所有人”，有观众甚至一本正经地向其他人呼吁“请大家宽容一些，那人正遭受神经紊乱的困扰”时，厨师和患者显然成了《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剥开了这群涵养优秀人士虚伪的外衣。

当代艺术的故作姿态

当代艺术似乎从来就不是以让普通观众看懂为目标的。影片一开头，女记者对男主角的提问说出了像我这样一向对所谓当代艺术持极端怀疑态度的逆反心理症候群的心声。她让他解释博物馆官网上的一段话：

“Exhibition/non-exhibition

An evening conversation that explores the dynamics of the ‘exhibitab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ness in the spirit of Robert Smithson’s site/non-site. From non-site to site, from non-exhibition to exhibition, what is the topos of exhibition/non-exhibition in the crowded moments of mega exhibition?”

“展览/非展览

一场本着Robert Smithson的场所/非场所精神探索’可展览的’动力学和公共性的建构的夜谈。从非场所到场所，从非展览到展览，什么是宏大展览拥挤时刻的展览/非展览传统主题？”

这样一段让普通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几乎可以出现在任何当代艺术展览的介绍中。来看看作为博物馆馆长的男主角是怎么回答的吧：

“如果你把一个物件放到博物馆里，是否就会使这个物件成为一件艺术品？”“例如，如果我拿走你的包，把它放在这里，这是否会使它成为艺术？”

这个回答太实诚了！按照它的逻辑，那么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例如，在“碎石柱”展区不小心把展览物件（碎石）当垃圾扫掉的清洁工小哥（害得博物馆女士差点要去找保险公司处理），或者那位在观众席中犯病的Tourette神经障碍患者，也可以是把金发乞丐女孩投入方形并将她炸得粉碎的公关公司，甚至是在酒会上“配合”猩猩模仿者演出的所有在场VIP们。那么当代艺术的意义究竟何在呢？愉悦或刺激观众和消费者的视觉体验，美化或丑化他们的生活，抑或是向当代社会提出实质性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如果这些效果都达不到，那么艺术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公关的悖论

话题性是传媒最喜欢的一个关键词，而投合传媒的喜好又是公关的一大生存技能。那么如何制造话题性呢？影片中的两位公关小哥选择了利用女性、残疾人、受种族歧视人群、LGBT人群、乞丐、儿童。。。这些在社交媒体上最容易引起关注的弱势群体。但这个群体也正是最需要小心处理的对象，因为一旦利用不得当，就会弄巧成拙，沦为政治正确社会的众矢之的，就像影片中的展览宣传广告一样——在把瑞典乞丐小女孩炸上天的同时，也把男主角从受人尊敬的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给拉了下来。但与此同时，由此争议话题引发的大众和媒体铺天盖地的关注却恰恰达到了小哥们的公关目的。那么此次公关运动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你怎么定义了。

以上没有将信任和政治正确这两个显而易见的导演希望我们思考的主题单独拿出来讨论，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只是因为前者我个人不感冒，后者又太复杂和艰深，在自己没有理清头绪的情况下，不敢造次。

最后说一个电影最让我审美愉悦的亮点，那就是贯穿始终的阿卡贝拉和古典乐相衔接交织的背景音乐——亦庄亦谐，与画面的节奏相呼应，很好地衬托或反衬了视觉场景中正在发生的故事。